（二）问题导向的衰老与创痛

人文主义老年学的一个基本问题是要阐释“老年的意义”（the meaning of old age），要“跨越衰老的躯体进入自己的思考”[42]。之所以会在生命的这个时间段提出这个问题，一是由于生命的意义首先是要活下去，人死了生命就没有了“意义”；二是只有到了老年，“人一定会死”这样一个生命常识性话题才如此迫切地摆在人们的面前。

人们对生的无限热爱，导致了对死的无限恐惧与好奇。几乎没有人（选择自杀或安乐死的除外）能够准确地知道自己会在哪一天死去，死亡又是如何真正地降临。文学作品中许多与老年或衰老相关的话题都在与死亡发生关联，像海明威等一大批作家那样直接将老年等同于死亡[43]，而在像奥斯特（Paul Auster,1947—）那样一批后现代作家那里，老年形象甚至被用来“思考整个人类文明的衰老与死亡”[44]。但诚如美国当代著名作家唐·德里罗在小说《白噪音》中说的那样：“每一个人的死亡都来早了。我们没有科学上的理由不可以活150岁。按照我在超市里看到的报纸头条标题所说，有些人真活那么长。”[45]人们一方面无法享受天然寿命，另一方面还以文化的方式让有限的寿命质量大打折扣——哪怕就是以我们今天见怪不怪的百岁高寿而论，大约在人们刚刚六十岁甚至更早的时候，我们就从社会与文化的角度把他们叫作“老人”。奥斯特在小说《密室中的旅行》中有过这样的观察：“‘老’这个词儿大有伸缩余地，你可以用它来形容任何一个六十岁至一百岁的人。”[46]这就是说，文化凭着固有的歧视与残酷，将至少四十年的人生光阴，就这样简单地用一个“老”字轻松带过，将其等同于死亡。

也有作家比如菲力普·罗斯、多丽丝·莱辛等，会用老年便溺失禁来隐喻死亡[47]，凸显了衰老与死亡的关联深深地扎根于人类文化传统之中，看到了衰老对生命质量的威胁，也看到了灵魂无所归处的苦闷。

在文化学与社会学的学术中，与老年男性公民相关联的一个词是“脏老头”（dirty old man），光是字面就给人以道德与伦理指责的联想。但是，在作家笔下，这种现象却恰恰表达了老年人对文化老年歧视的愤怒。面对死亡的恐惧，老年人（当然不止于老年人）会有许多奇怪的行为举止。坊间戏称，不知是如今的“老人变坏”了，还是曾经的“坏人变老”了。老人群体中出现了不少的老年失德、为老不尊的现象，集中表现在对待“性”，尤其是代际之间的性关系上，所谓“怀里搂着下一代”的“脏老头”现象。这种文化现象背后体现的恰恰是西方语境下的原型隐喻，即把生命理解为爱神艾洛斯（Eros）与死神桑那托斯（Thanatos）之间的角逐。当爱神处于上风时，生命就呈现出勃勃生机；当死神临近时，生命就垂垂老矣。老年人为了摆脱死亡与衰老相关的阴影，有时就会主动去拥抱爱神。

面对一个全球范围内日渐衰老的人口所共同构成的衰老文化与衰老文明，面对人人都有的衰老恐惧与衰老可能，文学如何描写这种变化中的文化，特别是如何定义衰老，如何从人文主义的视角来贡献于人类衰老进程中的福祉，就成为不少作家、文论家、哲学家所共同努力的前景。西方的文学老年学虽然经历了几十年的长足发展，但在研究方向上面对文学性、老年社会性的选择而徘徊不定，特别是未能对老年文学作品中突出的衰老创痛现象进行集中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