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学与老年学的跨学科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出现了“生育高峰”（baby boom），到了20世纪80年代出现大量的“准老人”（即到了“年近半百”的成年关键期并有了明显的衰老意识），西方文化中开始出现“空巢”现象（Empty nest syndrome），出现了“年轻老人”（the young old）与“老老人”（the old old）这些概念，即老年学意义上的“第三年龄”（the Third Age）与“第四年龄”（the Fourth Age）。前者指年龄到了文化或公认标准认定的衰老年龄却生活能够完全自理的老人；后者指因衰老而卧病在床需要依赖他人照料[7]、包括大脑失智的老人。二者并不存在“年龄”意义上的区别，只是衰老依赖程度上的区别。在这种人口结构的革命性变化背景之下，学术界开始做出相应的反应，出现了文学批评与老年学结合的强劲势头，文学老年学开始萌芽，安妮·M.怀亚特-布朗（Anne Marbury WyattBrown）在1990年《衰老研究杂志》（Journal of Aging Studies）上“最早”[8]宣布“文学老年学成年”[9],“文学老年学”这一概念正式进入学术视野。虽然在当时相关学术研究成果算不得特别丰富，但数量却一直在增加。怀亚特-布朗的这篇文章在1992年又被收录到托马斯·R.科尔（Thomas R.Cole）编著的《人文主义与衰老手册》一书[10],2000年该书再版时，怀亚特-布朗又重新撰文《文学老年学的未来》[11]，怀亚特-布朗几十年来一直坚持从文学的角度来阐释衰老问题，为文学老年学的发展做出了长足的贡献。

在文学老年学的影响下，跨学科结合迅速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响应。在20世纪90年代，又先后出现了“叙事老年学”（narrative gerontology）[12]、“衰老诗学”（poetics of ageing）[13]，这些学科名称与主张虽然各有差异，但总体上都追求以文学的手段或视野来考察人类整体的衰老状况，来思考当代文明社会所无法回避的人口结构与人类文明的衰老进程。衰老主题也成了我们文学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作家作品中变得尤为突出[14]。

文学与老年学的这种结合针对的是生命科学与社会学这些传统领域里老年学研究在思考人类衰老现象时的不足，希望借助文学艺术的丰富想象力与虚构真实，特别是文学所独有的悠久人文关怀与呵护传统，来探讨在衰老边缘的生命的质量。

作为一个对文学老年学贡献卓著的学者，怀亚特-布朗肯定了前期学者的研究努力，但也在努力克服其中的不足。例如她在讨论作品中的衰老时，就刻意加入了前期普遍忽视的作者创作年龄、作者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对青年与中年的态度差异对比等因素。她在研究中坚持对文学性的关注，批评了部分学者在与人文主义老年学之间的结合时过于急迫地将历史、宗教、哲学和艺术联系起来分析衰老的做法，认为这容易将文学虚构看成社会数据；同时，前期文学老年学习惯于从文学文本中的创造性与超越的角度来探讨作家心理、衰老现象学，同样存在一定的将问题简单化的风险，比如将相应文学文本特征与心理学理论生硬地结合于文本分析。

怀亚特-布朗作为一位女性学者，对女性批评理论自然更感兴趣，她因而特别强调，诸多的心理学理论基本上只顾及老年男性特征，而忽视了老年女性的存在。在她的影响下，后来的文学老年学批评就几乎成了女性主义批评的天下，详情后面还将进一步论及。

怀亚特-布朗提出“整体人生”的概念（entire life）[15]，认为这是我们企图了解老年艺术家所创作的文学作品的相应艺术特色的必由之路，不仅仅是为了讨论在文学作品中“老年”是如何被虚构、被表现的，也希望让人类从老年人物中学到有益的东西，从而反思一个社会、一个具体的个人该如何理想地衰老、该如何在人生的每一阶段里既享受生活的福祉又能对社会有所贡献、如何在老年却仍可以恬淡地接受死亡，真正实现诗人所设想的“生如夏花般灿烂，死如秋叶般静美”，让老年能以诗性的闲适来总结一生的得失，来思考如何以宁静的心情来迎接那无法回避的死亡。

另一位对文学老年学贡献较大的是美国华盛顿大学人文学科主任伍德沃德（Kathleen Woodward），她先后编辑出版了《记忆与欲望》（Memory and desire: aging,literature,psychoanalysis,1986），著作有《衰老与不满》（Aging and its discontents: Freud and other fictions,1991），并发表了大量与文学老年学相关的学术论文。伍德沃德将精神分析与文学作品放在一起来探讨衰老，她提出“老年镜像期”的概念弥补了弗洛伊德与拉康“婴儿镜像期”对衰老的忽视，对镜像期在晚年生活中的特别表现提出了自己独立的思考[16]。再后来，伍德沃德提出，老年人通常会回避他们的镜像，借以回避岁月留下的残酷印记。他们经常会从别人的反应中了解到岁月给自己带来的变化，伍德沃德总结说，如果老人们能够暂时地忽视自己的衰老，可以起到“心理缓刑”（psychic reprieve）[17]的作用。从文学文本分析的角度提出这些关于衰老的心理概念，除了对心理学研究有特别突出的贡献外，也为老年人的成长，特别是精神与心理成长准备了厚实的理论基础。

在这些前期先驱学者的影响下，文学老年学的著述日渐丰富。其中古列特（Margaret Morganroth Gullette）算得上一位比较专注的文学老年学方面的学者，她的四部书均与文学、文化中的年龄或衰老直接相关，其《文化催人老》（Aged by Culture,2004）一书影响颇大，获同年普利策奖提名。古列特明确表达了对文学老年学理论建构的设想，尖锐地指出是当代的青春膜拜文化在催着人们迅速地老去：“我们需要了解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不管身体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人类首先是被文化催老的……年龄意识形态是我对整个规范系统的缩略表达。”[18]她希望找到一种理论可以“实用，明了，个性化，有诗学特征，有思考性，有激情”[19]。而且，作为一位女性学者，她很难能可贵地一反该领域里其他女性批评工作者的常见批评姿态，指出“男性衰老是一个真正的禁忌主题”[20]，她反对衰老研究中过分的性别区别。她曾用年龄自传（age autobiography）来探讨“退步—进步”的文化叙事以及她所定义的“年龄社会化”（age socialisation），试图替代老年思考中被过分强调的性别偏差。在此基础上，古列特又进一步指出前面学者用到的“年龄身份”（age identity）与“衰老身份”（ageing identity）是一对相近概念，实际上是“年龄意识”（age consciousness），而且都带有明显的老年歧视色彩[21]。她认为老年人性别不分与生活的“无角色状态”（rolelessness），在一定程度上会带来老年危机感：“老年生活无角色状态对男人来说是一个严重问题，对女人来说是一个更大危机，而且开始得更早。容颜、生育能力、生产能力都已逝去，我们文化中步入中年的女性，虽然在大多数情形下离死亡还有非常漫长的距离，却在经历着过早的因忽视致死（death-by-invisibility）。”古列特指出老年文化中的“男女皆宜的性别模糊”（unisex blur）现象，远不止是女性，“男性也在与更年轻的男性竞争，物化青春，购买再春”。古列特因而得出结论说“年龄凌驾于性别之上”[22]。

针对部分学者认为衰老主题文学较多呈现了“衰败的过程”，充满“阴暗的、令人不快的老年画面”[23]，古列特认为情况并不完全如此。她讲衰老意识是生命历程中的下坡路，因此，我们要学会超越而不是简单地聚焦于“老年”[24]。在这一点上，她与伍德沃德的“心理缓刑”的衰老观形成了一定的呼应。

文学老年学的跨学科性除了像这几位学者把自己的大部分（如果不说毕生的话）精力放在研究文学如何面对老年学的各种复杂问题之外，还体现在有大量的文化学者或文学学者不时地将自己的研究焦点对准文学作品中的老年书写。霍普沃斯（Mike Hepworth,1957—2012）是英国的文化老年学学者，他的许多研究材料都来自文学作品，他也曾致力于希望通过文学老年学来建立一个自己的空间，有针对性地批判与老年相关的情感原型[25]，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衰老过程的过分悲观主义[26]与文化中的“仇老”（gerontophobia）现象[27]。这些都明显区别于传统文学批评所希望关注的母题。更进一步地，霍普沃斯“要让作为读者的你来探索小说作为想象的资源来理解社会中衰老经历的含义”[28]。

概括来说，文学老年学从出现到兴盛，从研究人员到关注话题，都呈现出典型的跨学科，甚至是跨多学科的特征，直接面向社会现实的迫切需要，是在全球老龄化背景下由“问题倒逼”催生出来的跨学科学术。文学老年学的这种对现实问题的浓厚兴趣和跨学科特色是其主要学科特征，但这也使得其学科建制、理论体系方面的问题比较突出，总结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由于文学老年学的前期研究人员像怀亚特-布朗、古列特、伍德沃德等，都是女性学者身份，而且她们又都是从明显女性主义批评理论背景中将自己的批评关注转向文学中的衰老的。这就使得即使在今天，整个文学老年学仍然呈现出以女性作家、作品中的老年女性或她们的衰老意识为研究内容的“一边倒”的性别倾向，似乎衰老的人群中只有女性。例如，布里南就在她的《近期小说中更老的女人》（The Older Woman in Recent Fiction）一书中，在没有多少太让人信服的选择理由的前提下，声称要聚焦于英美小说中“当代女性作家笔下的老年女性形象”[29]。

“女性主义理论”是文学老年学“最强劲发动机之一”[30]，为文学老年学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华莱士认为这或许就是文学老年学走得如此深远的一个原因[31]。在“青春迷信”的西方文化中，老年就是“他者”，是文学作品“让我们凭着想象把我们自己的衰老联系起来”，让我们了解那些比我们“更老”的世界，从而来理解我们文化中的年龄与衰老[32]。女性批评将老年文学作为自己的“最后阵地”，奇利·罗素（Cherry Russell）直接说“衰老在很大程度上是女性现象”[33]。

我们承认女性批评为文学老年学做出了巨大贡献，也认同老年女性在人口比例上以绝对的优势压倒了老年男性——但很难说这是女性的或者文化的幸运还是不幸。我们甚至还可以承认，由于文化与历史的诸多原因，老年女性比他们的异性同伴在漫长的人生长河中遭受了更多的艰辛甚至是创痛经历；但是，不争的常识是：男性也会衰老，也会像女性一样遭遇各种衰老问题，女性主义批评实在没有必要将她们好战的姿态延伸到文学老年学中来。我们需要承认，虽然在老年性别差异还依然存在，例如卡罗琳·赫布拉恩指出女性生命轨迹迥异于男性：“或许仅仅是在老年，明显是五十之后，女人可以不再是女性扮演者，可以利用这一机会来颠倒她们最珍爱的‘女性’原则。”[34]这无疑是给衰老中的女性一次从传统性别歧视中解放自己的机会——文学老年学确实赋予了女性更多的成长机会，但这些机会都不是在研究中无视男性存在的理由。性别的战争硝烟弥漫了整个文学老年学研究的历史，使得以前的文学老年学几乎变成了“女性文学老年学”。在当代文学老年学研究中的老年男人的话语，或者建构一种无明显性别差异、歧视的话语也就提上了研究日程。何况在我们所读过的文学作品中有数量巨大的老年男性作家、老男人文学形象，还有许多从事老年研究工作的男性学者，在他们的作品中对男性的关注也是一个值得我们探究的重要话题。

第二，文学老年学研究中存在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文学老年学的学科杂交特性使得其在研究过程中摇摆于文学与社会学问题的两个极端，因而未能充分凸显其本身的专业特色。文学老年学的问题取向固然是直接面向各类社会问题，但毕竟在本质上区别于社会学科研究，其分析来源主要还是文学文本。文学老年学的出发点是考察文学对年龄的处理，包括批评工作者是如何讨论衰老与文学的关系[35]，大量的文学文本虽然呈现了各种衰老景象，但真正的文学研究领域里对衰老的关注焦点还并不突出，文学素材的“文本特征”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应该说这种情况正在得到一定的改观，西方的一些英语主流文学批评杂志如《文学想象力研究》（Studies in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s）、《当代妇女写作》（Contemporary Women's Writing），与老年学领域里的权威杂志如《老年学家》（Gerontologist）都不断发表高质量的文学老年学方面的研究论文，表明文学老年学逐渐得到专业文学领域与权威老年学领域的各自认同与接纳；但从总体上讲，文学领域里对衰老的关注，还远远滞后于人口老龄化的进程，甚至远远落后于文学作家在这一方面的努力。另外，在高等教育领域内目前尚无相应的学科建制，在读的文学博士也未见这方面的研究[36]。

第三，文学老年学存在如何建构自身理论体系的困惑。文学不只是反映、反射社会、世界，而且是社会重要的组成部分，并参与社会的形构[37]。也就是说，文学即社会，文学本身既是老年学，也是人类文化及人类衰老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明在衰老，文学也有其诞生、成长与衰老的过程，文学与社会存在互动性的、交叉的衰老过程。教育体制内的学术建制与专业研究团队、项目的不足与文学老年学批评理论上的缺失有可能会形成一定的批评落差，即社会的强大需要与体系性理论建构的不足会导致某种意义上的恶性循环，会使得文学老年学研究在学术热闹的影响之下，过分受到文学文本或社会问题的掣肘，在一些常见研究问题上集中过多、过浅的重复讨论，不能够真正地把问题推向深入。

文学老年学界都在抱怨“理论”的欠缺，怀亚特-布朗也指出了文学老年学依然在沿袭这种缺少理论建构的传统[38]。尽管华莱士认为心理分析、后现代与后结构主义理论都可以在文学老年学中得到充分应用，但我们既不能停留在就事论事地孤立分析文学角色的衰老状况，也要防止将一切理论应用不加选择地应用于其中的倾向，而是需要采取全面、综合的整体手段在一个全景语境中有针对性地看待人的衰老[39]。

文学老年学要借鉴人类学以及自然科学领域对老年病理研究的成果，包括老年失智现象、近死理论，甚至黑洞理论、事件视界等概念。文学老年学依托丰富的文学文本与文学批评理论，与老年学联姻，对外来批评有着较大包容性。例如马克思主义空间批评理论，将人的生命空间视为社会生产的历程，从空间角度来看，（人的）空间生产从身体与器官开始，将这种理论应用于文学老年学分析，“身体是空间生产的加工场所、空间行为的发生场所。从身体开始，个人空间通过向外部空间不断伸展其与外界的关系来建造自己的领域”[40]。分析文学老年角色，可以围绕老年人以身体为核心的空间生产来展开。

因此，文学老年学的“理论缺失”不是一种真正意义的缺失，而是面对更加广泛的理论体系交叉时如何取舍，以期建构更适合于批评需要的问题。当然，文学老年学在批评视野与批评实践方面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比如酷儿理论、外来移民的衰老等理应受到关注的话题尚未进入文学老年学的讨论中来[41]，这些都需要在后来的研究工作中有针对性地加以解决。但更加急迫的问题是，如何更加深入地走向作家作品，寻找文学本身独特的机制是如何解释人类衰老状况，如何养老、敬老，特别是如何解决老年生命的意义与老年成长空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