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文学即人学”表示人们希望通过文学来定义人生。人这样一个千古“斯芬克斯”之谜充满了永远的变数。在西方，德尔菲（Delphi）阿波罗神庙入口处的上方用希腊文清晰地镌刻着“认识自己”（:know thyself）。人生一世匆匆如白驹过隙，难得如愿真正找到自我，难以活出自己的生命意志。人要穷自己有限生命之一生一世，完成生命本来的可能使命，并且首先要在可能的情况下实现自己的“自然寿命”。汉语文化讲“盖棺论定”，真正该盖的“棺”当然最好是指完成自然寿命的死亡，不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虞建华教授讲“老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被边缘化的群体。在社会动荡年代，老人往往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即使在和平岁月，老人也是社会中最大的弱势群体。相对而言，对老年的探讨则在文学中少有真正的关注”[1]。费瑟斯通则把消费社会里老年比作人类的“子类或近支”（parahuman），是“一支受压迫的小股力量”[2]。波伏娃说“老年暴露了我们整个文明的失败”[3]。她还说，“是老年，而不是死亡，在与生活对立”[4]。用年龄来作为视角思考文学作品中人物在不同年龄阶段的行为特征即“年龄研究”（age study）[5]，人物的“年龄”已经成为一个探讨文学的重要选择，是文学批评中“最后的差异，是不曾明说却又无法回避的战场，不仅仅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差异，也是主体内部的，主体都是从各自年轻的自我中被放逐出来的”[6]。从广义上讲，儿童文学研究、成长小说研究、中年危机研究，以及本研究中的老年角色研究，都属于年龄研究的范围。

年龄与文学研究的结合，与全球人口老龄化同步，催生了全新的跨学科平台——文学老年学（literary gerontology）。虽然经历了几十年的长足发展，文学老年学在文学性、老年社会性之间仍然摇摆不定，严重制约了其理论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