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历史化的概念内涵

泛泛地讲，所有的文学研究尤其是文学史研究都可被称为“历史化”，因为不管研究者有无意识到，他在事实上是按照一定的思维观念，对研究对象展开较为客观和具有历史感的研究。本书所谓的“历史化”（为叙述方便，以下简称历史化），当然并不排拒这样一种思维理路，但为了给全书论述找到一个较为切实的契入点，也为了避免行文的泛化和歧义，倾向于将历史化看成在多元复杂语境下，有别于文学批评的一种学术化、学科化、规范化，并且处于需要不断阐释的自我救赎活动，从这样一个相对狭义的角度探讨当代文学。显然，这也是近年来当代文学领域一个引人关注的话题，一个需要正视的重要命题。像洪子诚、程光炜、李杨、李洁非、陈晓明、王尧、张清华等当代文学学者乃至王岳川、陶东风、南帆等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学者，都曾旁涉于此，留下深浅有别、详略不同的一些研究成果。孟繁华、程光炜在其合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绪论第一节，还以“当代文学的‘历史化’”这样的标题命名，该文学史开篇第一句就是：“中国当代文学作为一个学科，它的建立有一个历史化的过程”。[2]这里需要特别提及一下的是洪子诚，迄今为止，虽然没有正式发表有关历史化的主张或宣言，甚至连历史化这个概念平时也不大使用，但由于事实和影响等，他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前言中提出的“将问题‘放回’到‘历史情境’中去审察”[3]的思维理念，以及有关的研究实践——从1999年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到2002年的《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再到2016年的《材料与注释》，却可以视作历史化的基本指导思想和最具影响力的标志性成果。2009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和2019年3月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先后召开有关“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化问题”的专门研讨会，围绕“重返80年代”的问题与方法、左翼化与“十七年”文学研究、文学史写作及其概念内涵等问题，从理论、现象与实践等层面展开探讨。创刊时间不长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在2019年第5期还以“当代文学历史化”研究专辑为题，刊发了一组三篇文章，从不同维度对该问题的理论资源、研究态势等进行了探讨

不过，同样是历史化，稍加辨析，我们可以发现，它们彼此的概念内涵是不同的，一种叫“当代文学的历史化”，还有一种叫“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它们彼此有联系，但又不尽相同，需要在不同层面上加以区分。前者，主要以文学创作为评判对象，后者，主要以文学批评或研究为评判对象。“许多年来，关于当代文学与历史化的话题一直含混不清，这与没有区分出当代文学的‘历史化’和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有很大的关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本身不是一个伪命题，但如何来讨论和落实确实是个大问题。”[4]而就概念内涵背后的观念考察，历史化起码存在着如有研究者所说的“偏重于客体”“偏重于主体”和“重视主客体结合”三条路线。[5]当然，这里所讲的三条路线是相对的。尽管在具体研究中，人们对主客体路线各有侧重，但是无论在认识或实践上，人们往往都能看到单纯的主体或客体路线并不能如愿地实现历史化，因此都十分重视主客体结合的路线，主客体结合可以说是当代文学历史化的一条主要路线。这种状况在陶东风和李杨身上就有体现，如陶东风在客体路线上强调了福柯的理论，主体路线则重视布尔迪厄的观点；李杨刚开始十分重视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与谱系学”，不久又特别强调詹姆逊的“永远历史化”的观点。[6]这就更招致了历史化问题的多义和复杂。甚至对“历史化是什么”，它到底是一个负面的还是正面的概念，迄今还有不同的解释。如有人就“把历史化理解为一个具有总体性的观念，为它设定一个既定的本质、目的、规律，并试图把那些具有偶然性的日常生活事件，以及复杂的人性，都纳入到以社会进步、民族解放、阶级斗争、现代化建设为依托的‘大叙事’之中”[7]——实际上是将历史化视作一个“封闭僵化”的代名词。也因此故，所以在研究中，往往就嵌入“去历史化”“非历史化”等表示“拨乱反正”意思的特有概念术语。当然，这是少数的，绝大多数的学者，还是将历史化当作当代文学进行知识重构，一种实现学科自足性和自主性的学术现象。它的意义，主要表现在对当代作家位置的重排、对经典谱系的调整，特别是对“文学经典”与“文学史经典”作了区别。因此，往往与知识化或谱系化联系在一起，带有历史反思、调整和“再解读”的意味。

人们之所以对历史化产生歧义，自然与他们所持的立场观点和观照角度不同有关，但同时也与来自西方的历史化理论本身的含混性，以及我们在讨论时将上述所说的把“当代文学的历史化”与“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不加区分地混为一谈有一定的联系。关于当代文学的历史化问题，目前学界都倾向于认为，它最早的“外源性”源头可追溯到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但将其理论化并使之成为一种社会文化分析的一个核心范畴，主要是由卢卡奇、阿尔都塞、詹姆逊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完成的。作为现代的一种精神文化思想，历史化在实践中的价值和存在的问题，都与卢卡奇、阿尔都塞“历史总体性”，尤其是与詹姆逊的“永远历史化”的理论密切相关。

所谓的“永远历史化”，简单地说，就是用“辩证的或总体化的”[8]思维方法将历史化与政治无意识及文本阐释联系在一起，以此来还原意识形态话语及其运作过程的原貌。为之，詹姆逊提出了意识形态素的概念，即要求确定“对象”在被命名前的“自主”状态，以及剥离意识形态话语的外在影响和可能造成的扭曲。而为了正确指认这种意识形态素，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要求，则有必要回到文本和文本创作者的历史环境，寻找其“生产形式”。值得注意的是，詹姆逊部分超越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域，将生产从经济行为扩展到文化行为，并提出生产模式的动态性和历史性特征。具体来说，每一种生产形式决定了文本所呈现的意识形态性，而每一种生产形式本身又是不同意识形态话语矛盾、斗争和妥协的产物。因此，每一种生产形式既包含着历史的因素，也暗示了未来的可能性。可以说，生产形式是詹姆逊的历史化理论所关注的核心，而通过这种话语体系的建构，詹姆逊的历史化理论以及还原意识形态运作过程的努力也就获得了双向的超越性——不但关注于历史的确然，也关注于未来的或然；不但研究客观的静态存在，同时也面向主体的动态变化开放。这是其一。其二，更进一步来说，詹姆逊的历史化策略反对的正是将历史本身“绝对化”，最终的落脚点仍在“现实”。因此，不是“我们”注视并审判“历史”，而是“历史”反过来言说“我们”是如何被“叙述”出来的，历史化是“历史”与“我们”对话的产物。其三，在历史叙述问题上，詹姆逊强调历史化虽有自己的运行路线和阐释方式，尤其是在“建构研究客体和‘遏制策略’的‘局部’办法”方面有自己独到的追求，但从根本上讲，它是“历史文本化”与“文本历史化”的统一。因此，他一方面主张“从政治社会、历史的角度阅读艺术作品”，另一方面又倡导“从审美开始，关注纯粹的美学的、形式的问题，然后在这些分析的终点与政治相遇”。[9]这种既关注文本的历史性，又重视文本的审美性，对于纠正纯粹的“知识考古学”“知识社会学”的偏差，无疑是有意义的，这也是詹姆逊不同于福柯、布尔迪厄的独特之处，是他历史化的终极目标。

当然，詹氏的“永远历史化”也是有限的，在强调辩证的、整体性的同时，如何关注“断裂”“碎片”“另类”等其他异质文学现象和历史参与，以构成既相互抵牾又相辅相成的多维立体的阐释和评判机制；如何防止对其作亘古不变的本质化、教条化的理解，以避免滑向“为学术而学术”“为真实而真实”的偏至，他的理论不仅显得身支力绌，而且存在着伊格尔顿所说的“述行矛盾”——“‘永远历史化’是一个拒绝相对化的绝对命令，一个拒绝语境化的无语境要求，一个拒绝变化的永恒真实。”[10]

由上可知，詹姆逊的历史化是与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叙事诸多内容交融的一个相当复杂的概念。它不同于我们习见的各种“主义”，具有反抗本质主义、形式主义和非历史化研究，要求回归整体综合和跨学科研究的趋向，只有通过相互定义或纳入一定的体系之中，才能充分显示其反思功能和积极价值。黑格尔说：“概念无疑地是形式，但必须认为是无限的有创造性的形式，它包含一切充实的内容在自身内，并同时又不为内容所限制或束缚。”[11]也正因此故，我们没有必要对上述历史化概念及其阐释进行简单的评判。关键还是要从整体性和关联性上去把握，尽量避免误读和不应有的简化，以辩证唯物主义态度正视20世纪90年代当代文学研究“转向”以后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在研究中，不是对研究对象作非此即彼的单维单向的评价，而是将包括卢卡奇、阿尔都塞、詹姆逊、福柯、布尔迪厄、海登·怀特、科林伍德、韦勒克、沃伦、卡勒以及对之持批评态度的伊格尔顿等各种理论主张融通。如此，才能丰富和充实历史化理论的内涵，促使其在主客体路线结合上向新的高度跨越。

在历史化问题上，陈晓明是当代文学研究领域讲得较多也是最具理论性的一位学者。在《表意的焦虑——历史袪魅与当代文学变革》和《现代性与中国当代文学转型》（主编），特别是在《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等著作中，他将历史化作为文学史的一个核心概念，认为历史化与现代性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共同实践着文学史的建构，它不仅“给人类已经完成的和正在进行的实践活动建立总体性的认识，是在明确的现实意图和未来期待的指导下，对人类生活状况进行合目的性的总体评价”，而且“在不同的阶段总是以特定的结构和形式来展开和完成的，并且有着内在的分裂、自相矛盾和重复变异”，包括在“十七年”写的今天看来有很多夸张和不真实的作品，都自有其合法性和合理性。沿着这一思路脉络，他强调对当代文学要有一份“更客观的同情式理解和反思性评价”，并对历史化做出了这样的判断：“‘历史化’的文学史表明：现代性在中国始终按照中国的方式来展开历史实践——现代性既已走到了尽头，又是一项未竟的事业。这使当代中国的文化建构呈现为极为复杂的形势。在文学的‘历史化’与‘去历史化’的纠缠结构中，写作主体也不断表现出解脱与反思的双重姿态，并努力在现代性/后现代性的二难语境中寻找出路。”尽管陈晓明所说的历史化，更多借用的是詹姆逊的“理论结构”，不免显得有些空疏，而且主要还是从创作实践的角度提出问题，但通过他的充满激情和富有思辨的阐释，在分析和把握当代文学繁杂关系的同时，提出了历史化的“根本方法还是回到对文学作品文本的解释，‘历史化’还是要还原到文学文本可理解的具体的美学层面”；[12]“在历史的客观化过程中，作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都受制于历史化，但文学术作品，文学写作总有一种内在特质无法被完全历史化。……即使处于那种特别的历史时期，依然有某种属于文学性的东西。”[13]这是比较难能可贵的。这也许是陈晓明作为理论家与批评家双重身份在历史化问题上的一个富有意味的投影。

与陈晓明不同，程光炜有关历史化的研究是非常务实的，当然也是致力最多、收获最丰硕的当代学者之一。这与他来自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学术背景有关（陈晓明则来自文艺学的学术背景），与导师陆耀东先生对他的影响有关，但更主要的恐怕还是来自他自己对历史化的理解及其治学观念和致思路径：这就是反对过于感性化和宏观化，强调历史意识和学科意识，主张将当代文学返回到它所在的“历史语境”中，用学术研究的方式对它做出较为客观和历史感的处理，并努力构建一套相对稳定和带有普适性的知识谱系，包括文学史、现象流派、作家作品等，使当代文学研究从“批评化”状态逐步转移到“历史研究”的平台上，逐步实践与现代文学、古代文学研究对接。程光炜在接受采访时曾说过：“‘历史化’观点的提出，针对的是始终把‘当代文学’当作‘当下文学’这种比较简单化的历史理解。具体地说，我试图用知识观念和知识范畴把总在变动无常的‘当代文学史’暂时固定住，就在暂时固定的当代文学史范围内开展对它较为客观和具有历史感的研究。”他还形象地将自己这种研究，称为“历史分析加后现代”，或叫“中国传统的史学研究加福柯、埃斯卡皮、佛克马和韦勒克的方法”。[14]正因此，程光炜总是赋予历史化以强烈的“历史现场感”，并从切实的史料出发，将其与具体的对象、问题结合起来，从不流于空谈，或拿某种既定的理论去套。他说：“我也读理论，但我不会把它当作我讨论问题的唯一方式，而是在我困惑的地方去回味它，在二者之间找一个平衡点，再从我困惑的地方找问题。”[15]有时候，甚至有意对理论采取规避的姿态。他提出的“先划出一定历史研究范围”（如“十七年”文学、“80年代”文学），进行“分层、凝聚和逐步的展开”[16]的倡议，尤其是提出并实践的“重返八十年代”的倡议及其在当代文学目录和选编方面取得的成绩，表明他的踏实践行。在历史化问题上，如果说陈晓明表现了强烈的理论化倾向，那么程光炜就体现了鲜明的实践色彩。

本书是专门探讨“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及其主要路径与方法”，所以，在总体上比较接近程光炜的研究思路，主要是针对“研究”（而不是“创作”）而言，某种意义上，它是“对研究的研究”，或者说，倾向于把当代文学“当作一门学问来研究”，属于上述所说的“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范畴。当然，研究思路的“接近”，并不表明我们在对历史化认识、判断和方法运用上没有差异和侧重。比如，在如何打破具体的“时段”界限，将70年时长的当代文学视作历史化的一个整体；如何在“外源性”上厘清历史化与西方理论之间的授受关系，同时也在“内源性”上揭示它与中国传统学术之间的血脉关联；如何关注历史化中历史观的统摄作用、文献史料的支撑作用和充满张力的不断阐释，以及研究主体自身的知识谱系、精神建构等诸多问题，由于选题、出发点和角度不同，都有自己的思考和探索。落实到具体的框架内容，主要包括“史观历史化”与“史料历史化”两种形态和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宏观层面的历史观念问题，包括对当代文学研究意义价值的衡估、学术经验的总结、内在规律的梳理、未来前景的判断等，希望站在长时段和今天时代的高度给予历史的评价；二是中观层面的有关问题，如文学史、文学思潮、文学现象的书写，文学评判制度的梳理，文学经典的筛选，历史化与当代性、批评及学人关系的辨析等，拟就这些重要的难点和节点问题做出有针对性而又富有学理深度的阐释；三是致力于文学史料的收集整理、甄别辨析与分类编纂，包括传统形态的文献史料，也包括新型的文学史料，涉及的内容繁杂，且长期以来被我们忽略了，所以带有明显的“补缺”性质，它虽然属于基础的层面，但却成为历史化中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时间上讲，涵盖了1949年以迄于今的各个阶段，尤其是“十七年”和八九十年代，它是对当代文学整体生成发展及其知识立场，在全面反思清理基础上的历史重构和学术重建。自然，从研究的实际情况来看，讨论最多也是最为集中的则是八九十年代尤其是“十七年”。这也表明历史化与时间是有关系的，它其实已涉及了历史化的内在矛盾：当代文学研究对象，到底在什么情况下和程度上可以或容易被历史化，而在什么情况下和程度上则不易甚至很难被历史化？所有这些，都需要根据历史化的原则做出解释，它无疑是有难度的。有学者多次谈到，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都成立于1979年，它们起步时间和历史差不多，“但现代文学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当代文学除了‘十七年’研究，一直在那里原地踏步，起点和水平都不算高”。[17]这样的忧思，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是很有代表性的，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业内同人对历史化的诉求。

当代文学如今走过了七十多年历史，已经是现代文学存在时间的两倍还多，不能永远停留在“我批评的就是我”的“批评”状态，是可以而且应该历史化了，而历史化，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说：“只有在历史之内，一部作品才可以作为价值而存在，而被发现，而被评价”，“伟大的作品只能诞生于它们的艺术历史之中，并通过参与这一历史而实现”，[18]因而它是当代文学走向学科化的必由之路。另外，经过这么些年的运演，当代文学中有不少东西已“沉淀”为“历史”，成为一种相对稳定态的知识谱系，尤其是“十七年”。而这些东西往往是批评难以面对和解决的，需要好好地坐下来做一番扎扎实实的研究。当代文学面临的情况很复杂，需要研究和拓展的东西也很多，每年海量般的新人新作就足以让我们应接不暇（光长篇小说，现在每年的“年产量”据说就有5000多部[19]），但实际上，更关键的可能是这些重新解释的最基本亦是最基础的东西。此外，它还与我们曾经经历的新时期特定历史语境有关，“由于刚打倒‘四人帮’，为文学正名的批评任务非常繁重，所以需要大批批评家承担这一历史任务，所以不光第一代，连第二代‘当家人’，都卷入了当时无休止的论争、批评之中，这就奠定了当代文学研究过于‘当下化’的传统和历史积习”。[20]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和道理，我们认为在当下日趋多元的情况下，有必要提倡和鼓励部分学者从充满争讦的“前沿”状态分层出来，着重于做历史化方面工作，这至少是构成文学研究的一个方面和维度。本书之所以以专题形式进行研究，目的就是希望在这方面尽一点绵薄之力。显然，在这里，历史化问题的提出，它包括了我们对以往过于主观的“批评化”的反思，以及要求摆脱“现代文学”附庸角色的强烈冲动，它反映了当代文学日益明显的学术自觉意识。当然，我们也不赞同将历史化狭隘为一种平面化和闭合式的“史料”研究，一种过于依赖“文学史共识”的经验式和重复性的知识生产，而是将其视为在历史与现实、思想与事实之间，充满张力的一种自主性的学术活动。这一点，必须非常明确，并贯穿于研究始终。

解志熙在20世纪90年代末写的一篇带有随感性质的《“古典化”与“平常心”——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若干断想》文章中，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命题，叫现代文学研究的“古典化”与“平常心”。他说：“现代文学研究的古典化，不但不会降低现代文学研究的水平，反而意味着更高、更严格的学术要求……既然现代文学研究越来越具有历史研究的特点，那么遵循比现在性及当下性远为严格的古典化学术标准和规范，也就是势所必至，理有固然的事。不难想象，按照这样的标准，现代文学研究还有多么艰巨、细致和大量的工作要做（而且操作起来也要比古典文学更难，因为现代文学的文化—知识背景要比古典文学复杂得多）——还有多少问题我们根本没有触及，还有多少问题我们根本没有说清楚，还有多少我们以为说清楚的问题还要有待于澄清……要之，真正古典化的，也即真正具有历史感和学术性的现代文学研究，才刚刚开始。然而只有当我们有了一种平常心，我们才可望把这一刚刚起步的学术进程推动起来，并持续下去。”[21]他所说的，应该也适合当代文学，也是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如果我们过分强调当代文学研究的“主体性”和“特殊性”，而忽视了历史感和学术性这一作为研究应该具有的共同的也是最基本的品格，那么，反而可能会给整体研究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像所有的其他新兴学科一样，当代文学也存在着相对“稳定态”和“漂浮态”两种知识谱系，历史化工作，就是将其放在历史脉络和整体性结构中给予富有张力的定位和阐释。而要实现这一点，的确是需要那么一点“古典化”与“平常心”。看来，要真正进行研究的历史化，我们不仅要在观念和方法上，而且还要在心态上有所调整。如果过于执守一种批评的心态，以此为绳，规范和要求历史化，其所得出结论与实际情况可能大相径庭，它也很难做到解志熙所说的“平常心”了。

当然，在谈历史化重要性和必要性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它在具体实践过程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毕竟，当代文学历史化是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进行的。且不说当代文学离我们太近而给我们思维视野带来的拘囿和影响（所谓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它的不少文献史料因带有较强的政治性还封存在档案里，至今没有公布；也不说当代文学领域原本就缺少“经典”作品——人们通常所说的当代文学只有“文学史经典”而没有“文学经典”，这些重要的文献史料和文学经典的缺乏，当然不可能不给历史化带来影响，因为没有文献史料和文学作品的经典化，当代文学的自足性就不可能真正地建立起来。而且，当代70年本身也并非“铁板一块”，其中有的已成为“历史”（“历史的形态”），与我们渐行渐远，如“十七年”文学和“文化大革命”文学；有的仍是“现实”（“当下的形态”），与我们完全处于同构状态。但“无论对‘历史’还是‘现实’，我们都有许多困惑，而关于文学的困惑常常不是来自文学本身，而是源于文学的处境。即便讨论文学的话题，我们也是在与时代的关系之中展开的”。[22]就拿周扬与丁玲来说吧，不少人之所以对这两位现当代文坛“班主”的晚年做出褒贬分明的不同评价，除了他们自身的表现，与新时期以来“去政治化”思潮密切有关，用青年学者李美皆的话来说，就是受其“晚年共时的‘青年’即今天的话语主导者的左右”。她认为，对于丁玲来说，毕竟“晚年离当下人最近，见证过她晚年的人还在世，而被叙述的近期历史总不免带有叙述者的主观性和功利性，近因效应难以逾越。也许，只有当历史拉开了足够的距离，后世人才能客观全面地审视丁玲”。[23]应该说，这样的分析和评价是比较客观的。其他如“三重”事件（重评文学史、重写文学史、重排文学大师）、“断裂”事件、小说“沙家浜”事件、顾彬的“垃圾论”事件，以及因诸多因素引发的对“十七年”和“文化大革命”文学的“再解读”（如唐小兵主编的《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等，也都有类似的情况，并且由于文化传统和外来资本的参与，加之学术制度和李美皆所说的研究者主观性、功利性和“近因效应”驱使，似乎显得更加突出，也更为复杂。

从这个意义上，笔者很赞赏张清华对历史化做的如下判断：“当代文学的历史化并非‘现实’，而是一个长久以来一直持续不断地发生着运动”，当它开启了当代文学研究科学化进程，将众多历史现象再度陌生化的时候，实际上是很容易在“科学”的名义下，给它带来“非人文化”的倾向，[24]这是需要警惕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唐弢、施蛰存提出的“当代文学不宜写史”虽不免有些绝对，但却自有一定的道理。它告知我们在重视历史化的同时，不要忽略这一学术活动本身在“本体”和“价值”两方面存在的局限：“也许是历史本身无法复原的本质所决定的，因此，历史化的应有之义，也许还应该包括对当代文学‘历史叙述史’与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史、心灵史、知识谱系的建立史的考察，唯有如此，才能对其人文属性的获得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认识，而这正是重返历史的必要前提之一。”[25]明白这一点很重要，它使我们对历史化的意义及其限度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避免将其功能价值进行过分夸大。它也说明历史化是非常“残酷”的，它需要经过不断的筛选和反复的过滤。我们这里所说的历史化，仅仅是其第一个当然也是很重要的环节，它还要反复不断地经受类似的筛选和过滤——所以难怪詹姆逊会说“永远的历史化”，并将其当作“一句绝对的口号”，当作他的那部论著《政治无意识》的“真谛”。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对当代文学历史化研究应该在总体上采取一种建构主义而非本质主义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