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概述元大都文化成就

第一节 元大都全国文化中心地位的确立

元代是北京发展历史的里程碑。元大都于1272年被正式命名并成为大元帝国首都。随着其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位的确立和巩固，开启了北京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首都长达数百年并延续至今的历史。元代也以此成为北京文化和文学发展的分水岭，成为从“泛北京”的地域文化嬗变为“首都”文化的一个鲜明界限。作为元朝首都的大都，伴随着蒙元帝国疆域的不断扩大，统治势力的进一步强盛，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日益增强，神奇般地发展成为闻名于东西方的世界城市。其影响不仅远超国力强盛的汉唐之都长安和堪称世界经济之冠的两宋国都汴京和临安，更建立了自己独特的属于时代的文化，在政治文明、科技发达、教育发展、宗教多元、文学繁荣、艺术兴盛等方面都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从此北京文化从“北京地域文化”而转变为“国家帝都文化”，产生了世界城市应有的文化辐射半径和超级能量。

一 元代社会背景与大都文化概况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并统治中国全境的王朝。蒙古族本是生活在我国北方草原地区的游牧民族。1206年蒙古族杰出领袖铁木真经过战争、联合等步骤，实现了漠北草原诸部落的统一，并被推举为最高统领，号称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迈开了迅速向外扩张的步伐。13世纪中期，蒙古占领了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庞大统治区域，其范围东临太平洋，西及黑海，南达印度洋，横跨欧亚大陆，远及非洲边缘。

早在蒙古国称“元”之前，贞祐二年（1214），金宣宗迫于蒙古国不断南侵的压力迁都南京（汴京）。第二年（1215）五月，蒙古铁骑攻克金中都，改中都路为燕京路，总管大兴府。这里成为蒙古统治者控制华北、中原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据点。从成吉思汗到蒙哥汗的五十年中，燕京地区在饱受战乱之苦后逐渐恢复了在北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为元世祖忽必烈在此建都打下了坚实基础。忽必烈以此为基地，在东部诸王和汉人将军以及儒士谋臣幕僚的支持下，打败了代表漠北草原贵族保守势力的阿里不哥，建立了与中原经济基础大体相适应的封建王朝。忽必烈时代，汉族幕僚刘秉忠、姚枢、郝经、许衡等对当时政策的制定和许多重大决策的形成起到过关键的作用。1260年忽必烈称帝，至元元年（1264）八月，改燕京路为中都路。此后不久，刘秉忠亲自设计并主持完成了新城址勘定，在中都城的东北郊营建新城。[1]当时之所以选择燕京进行城市建设，主要是看中“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2]。至元八年（1271）十一月，根据刘秉忠的建议，建国号为大元。“元”，取自《易经》“至哉乾元”。“元也者，乾元之义。”“元也者，大也。大不足以尽之，而谓之元者，大之至也。”[3]至元九年（1272）二月，正式命名新建都城为大都，并确立为大元帝国首都。大都城从此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闻名于世，奠定了北京长达数百年的首都历史。规模巨大、宏伟壮丽的大都，是元朝这个世界上最为强盛而庞大帝国的首都，时称“汗八里”。

至元十三年（1276）三月，忽必烈的元朝大军终于占领临安，灭掉觊觎已久的南宋，同年闰三月，宋降帝被押解到大都。当时“官属从行者数千人，三学之士数百人”[4]。元灭南宋后，把宋朝宗室权贵的大量财富劫掠到了大都，这对大都的迅速发展具有极大的影响和作用。经济上，江南数代积累的巨额财富和大批物资北运，为大都城市的繁荣提供了物质基础。而且，江南富饶的物产、精湛的百工技艺，源源不断地流入燕京地区，滋养充实了大都奢华的都市生活，使得社会风气为之改观。灭宋统一，这是五代后唐末燕云十六州被割给契丹后，华夏大地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南北统一，也是继魏晋南北朝后，中国历史上又一次最大规模的具有深远意义和影响的南北文化大融合。

大都多元文化特征极其鲜明突出，这与蒙古统治者的政治、民族、宗教、文化政策密不可分，与大都的城市地位、城市功能、发展历史、人口构成等诸多因素紧密相关。

人口密集、民族众多是元大都最基本的特点。在整个帝国区域内，大都人口堪称数量之最。根据至元七年（1270）统计，当时大都有十一多万户，四十多万人口，其数量远远超过其他行政辖区，是上都的四倍。元统治者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将帝国内的臣民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和南人四等。四等人在元大都高度密集交汇，既相互影响融合，又有足以完整保持各自文化个性的空间，形成不同的文化群体甚至生活群落。

蒙古人被称为“国人”“国族”，其语言被称为“国语”，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最高。生活在大都的蒙古人依然较为完整地保留着浓郁的草原游牧民族文化特色和生活习性。元朝诗人柯九思《宫词》一十五首中的第二首所描述的就是这一文化特性：“黑河万里连沙漠，世祖深思创业艰。数尺阑干护春草，丹墀留与子孙看。”元朝的大明殿是宫城中规模最大、规格最高、装饰最为华丽的地方。至元十年（1273）建成，东西达二百丈，深一百二十尺，高九十尺。举凡重大节日、庆典、大朝会等礼仪活动，都在这里举行。大殿台阶三组，周围绕以龙凤玉石勾栏。殿楹四周都是方柱，饰以起花金龙云的白石龙云。楹上有鹿顶斗拱，顶上有黄金双龙。殿内设有皇帝、皇后的宝座。元代制度规定，帝、后并坐临朝，共理天下。大明殿这样一个富丽堂皇的所在，台基上竟然种植着一种惹人注目的莎草，是特地从漠北草原移植过来的。世祖忽必烈想以此时时提醒子孙，不要忘记草原乃蒙古人的生命之源，不要忘记祖辈创业的艰危。诗下原作者有小注，云：“世祖建大内，命移沙漠莎草于丹墀，示子孙无忘草地也。”明确诏示了忽必烈此举的深刻用意。

在大都生活的色目人也很多，他们或在官署机构任职，或从事商业活动，许多色目人尤其是回族人依靠为蒙古贵族经营产业或从事长途贸易而聚集了巨额财富。他们生活奢侈，酷爱舞乐，有着迥异于中原的商业文化观念和理想追求，不仅带来了全新的生活理念和浓郁的异域生活色彩，也使大都具有了鲜明的消费城市特征。随着蒙古军队进驻中原，来到燕京的还有漠北及西域的一些少数民族，他们聚族而居，形成村落，如在今北京海淀区的魏公村（原称畏兀儿村，或畏吾村），在今通州、顺义的高丽营，在今昌平境内的阿速村，当时都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

汉人在元代并不简单等同于汉族，还包括了原金统治下的女真、契丹、渤海等民族，汉族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燕京地区历史文化悠久，又经过辽、金两朝作为北方政治文化中心经营数百年，故而文化昌盛，教化深厚，所以以传统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汉文化基因得以保存。李庭《送荆干臣诗序》通过荆干臣的人生际遇，描述了当时元大都这个文化深厚古燕所在的文化氛围：“干臣家世东营，虽生长豪族，能折节读书。自幼游学于燕。夫燕，诚方今人物之渊薮也。变故之后，宿儒名士往往而在，干臣日夕与之交，得以观其容止，听其议论，切磋渐染，术业愈精。一旦崭然见头角，遂为明天子所知……出使万里之外。”[5]

南人是元统治者对中华大地上最后被征服地域人民的统称，主要指原南宋统治下的臣民。元统治者对南宋降将旧臣多采取怀柔政策，凡归顺者，都给以原任官职。为便于把控牵制，将他们成批成批地迁往北方，大批江南文士最集中的聚集之地就是大都。灭宋时，随宋宗室一起被掳掠随行来到大都的还有大量的宫女、太学生。南人长期受到程朱理学的熏陶，文化基调不仅与蒙古人、色目人不同，就是与由于南北长期割裂对峙而独立发展起来的北方儒学也有较大的区别。元代文化的最大特色就是各个民族文化体系通过接触，相互影响，相互补充，相互吸收，相互融合，共同形成的以汉文化为主的多种文化相互辉映的独特文化。

在城市特征上，大都的文化个性极为独特。作为京城，不仅与中国历史上强大的汉唐首都长安、洛阳不同，与北宋汴梁、南宋小朝廷偏安一隅畸形发展的临安迥然相异，甚至与之前辽代南京（今北京）和金代的中都（今北京）也有着天壤之别。当成吉思汗用战马铁蹄勾勒了大蒙古帝国横跨欧亚大陆的巨大版图，荡平了历史上阻滞西进东来的重重关隘，也就开辟了大都作为元朝首都成为国际性大都市的可能。各国使节、属国来朝参拜的使团、僧侣、旅行者和贸易商队，从陆路和海上商道源源而来，络绎不绝。不仅有波斯人、阿拉伯人，而且还出现了欧洲人和非洲人。他们折服于强大帝都雄伟的风貌，壮丽的景观，先进的生产，繁荣的经济，丰富多彩的文化，往往流连忘返，甚至长期留居。欧洲大旅行家马可·波罗曾长期在大都生活，高丽国王也曾定居大都。这些人所携带的异域文化以各种方式影响浸染着大都。元代文学家袁桷有诗歌咏大都“煌煌千舍区，奇货耀日出。方言互欺诋，粉质变初质。开张益茗酩，谈笑合胶漆”[6]。描绘了城市的繁华，贸易的兴盛，以及操着各种语言的八方商客云集大都的盛况。城市经济的极度发达，城市功能的空前完善，都市生活的繁华多彩，元大都这些显著的特征显然与蒙古统治者的生活传统、文化理念有着密切的关系。蒙古族本是草原游牧民族，个性强悍、开朗、率真，对于生活的享受更多是直接的感官追求。他们在执掌了政权后，将帝国都城建设成为一个“华区锦市，聚四海之珍异，歌棚舞榭，造九州之禾农芬”[7]的享乐之都也就是意料之中的事了。同时与国家实力也是密切相关，当时帝国的版图是如此之广，强大的霸业，使得天下珍奇，包括物质和文化的，有形的和无形的，统统汇集于大都这个帝国享有之所。因此，大都不仅“凿会通之河，而川陕豪商，吴楚大贾，飞帆一苇，径抵辇下”[8]，把全国各地的物产通过通达便利的水陆交通网络源源不断地输送而来，而且在这里“外国巨价异物及百物之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9]，充分享受着世界物质文明的硕果，成为一个具有非凡气势和异常发达商业的开放城市。城市商业理念的盛行，追求享乐的风靡，显然更多地来源于蒙古及西域民族的生活态度和西方文化的强烈影响，与正统的中原农耕文化存在较大的差异，这也决定了大都文化和文学鲜明的个性特征。

二 元帝国文化政策

蒙元统治起步于偏僻荒凉的朔漠之地，本以游牧为生，整个民族基本处于较为原始、简单、粗放的政治管理和社会文化阶段。金戈铁马东征西讨，在很短的时间内风卷残云般征服了诸多文明国度和部落，迅速夺得天下。由于建立统治的历史极短，掌有广袤地域和强大国力后的蒙古统治者，在政治、宗教、文化乃至人才政策方面，基本上采取的是自由开放、兼收并蓄、楚才晋用、拿来主义的策略。这决定了有元一代文化的基本走向，对大都文化发展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蒙古族有着深厚宗教文化信仰，也深谙宗教对于民众和社会稳定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所以整个元朝，都极为重视对于宗教的管理和利用，极为懂得对各宗教不同派别领袖们的尊重与拉拢。元代的大都，佛教因为最高统治者的尊崇，空前兴盛；道教由于全真教长春真人丘处机受到过元太祖铁木真的赏识也日益兴盛起来；藏传佛教因为蒙古王公贵族的崇奉，获得了极高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其他宗教如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等也先后传入大都。他们在大都兴建寺庙、道观、清真寺、教堂、礼拜堂。当时的大都，城内城外各式各样的各种宗教建筑星罗棋布，交相辉映；各个宗教派别的僧侣甚至是宗教领袖或宗教代表也大批长期驻守都城，出入宫禁，宣传教义，举办法事，广收信徒，各出奇招，扩大影响。蒙元最高统治者先是信仰萨满教，后来信奉藏传佛教。但是他们对于其他各种宗教也自始至终均采取礼敬有加，保持尊重的态度。正如《世界征服者史》对成吉思汗所评价的那样，“因为不信宗教，不崇奉教义，所以，他没有偏见，不舍一种而取另一种，也不尊此而抑彼；不如说，他尊敬的是各教中有学识的、虔诚的人，认识到这样做是通往真主宫廷的途径。他一面优礼相待穆斯林，一面极为敬重基督教徒和偶像教徒。他的子孙中，好些已各按所好，选择一种宗教：有皈依伊斯兰教的，有归奉基督教的，有崇拜偶像的，也有仍然恪守父辈、祖先的旧法，不信仰任何宗教的；但最后一类现在只是少数。他们虽然选择一种宗教，但大多不露任何宗教狂热，不违背成吉思汗的札撒，也就是说，对各教一视同仁，不分彼此”[10]。所以当时元朝呈现出各种宗教齐聚京城元大都的千古奇观，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同时各种宗教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佛教、道教最为兴盛，伊斯兰教取得了长足发展，各自都处于宗教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时期。这些宗教对于元朝和元大都的政治文化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全面而深刻；对于社会生活的影响遍及各个阶层、多个层面，包括政治、文学、艺术、民俗，甚至是人们的着装服饰。早期影响较大的是道教全真道龙门派创始人之一丘处机和佛教大师行秀。丘处机（1148—1227），字通密，号长春子，登州栖霞（今属山东）人。金大定二十八年（1188）开始在中都传教，己卯（1219），元太祖成吉思汗召见，次年，他以七十三岁高龄率弟子十八人从山东出发，经燕京、蒙古草原、天山，跋涉数万里，至大雪山觐见太祖，以“节欲止杀”“内固精神，外修阴德”“恤民保众，使天下安”向成吉思汗进言，被封为“神仙”。1224年自西域返回燕京，持玺书放奴为良救生达二三万人，世号“长春真人”。亦能诗词，其作平易如口语，多是悟道之言，著有《磻溪集》六卷、《青天歌注释》一卷、《大丹直指》《鸣道集》《摄生消息论》一卷。佛教大师行秀（1166—1246），世称万松老人，精通儒家经典，金明昌四年（1193）入宫说法，1197年迁燕京报恩寺。元太宗二年（1230）奉诏住持万寿寺，有《万松老人评唱天童觉和尚拈古请益录》，生平事迹见耶律楚材《万松老人评唱天童觉和尚颂古从容庵录序》《释氏新闻序》以及《万松老人万寿语录序》。对元初政治和国家重大决策产生过较大影响的耶律楚材是行秀的得意门徒，曾就之学佛三年。

文化方面元统治者采取了近乎“无为而治”的态度。科举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传播、灌输儒学思想最重要的渠道和载体之一。但是元代统治者始终对于科举制度抱着一种可有可无、游移不定的态度。元前期，曾开科取士，但是之后不久又取消了科举。仁宗延祐年间虽然恢复，但其后再度中断。这样的国策和时断时续的基本状态，使文人士子难以对科举寄予进身之阶的指望和依托。文人士子“修齐治平”的理想和宏道明理的使命，都难以通过科进的传统渠道和方式达成。但这却又从思想上解放了他们，促进了文学创作的繁荣。随着儒学思想统治地位的极大削弱，社会生活亦随之改观，如元代妇女较少封建礼教的严格限制，她们可以自由地外出、聚会、郊游。在元朝的宫殿之上，皇帝和皇后同御宫廷并坐听政，大都城里的女贵胄大长公主热衷书画鉴赏收藏，成为书画家和诗人聚集的艺术沙龙中高贵的女主人。

同时，元代也是中国历史上各个统一王朝中较少实施文字狱的一个朝代。在《南村辍耕录》“厚德”条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徐文献公（琰），字子方。至元（1264—1294）间，为陕西省郎中。有属路申解到省，误漏圣字，案吏指为不敬，议欲问罪。公改其牍云：‘照得来解内，第一行脱去第三字。今将元文随此发下，可重别申来。’时皆称为厚德长者。”[11]这样的事情，在其他王朝是不可想象的像这样明显的误漏肯定会招致杀身之祸。如清朝雍正年间的徐骏，因为写了“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这样自以为富有哲理和情趣的两句诗，被告发，竟然招致杀身之祸。雍正认为这两句诗是污蔑大清不知诗书，下令将徐骏处死。即使是倡导文治，号为宽容的北宋，虽然没有严酷到类似于明清典型文字狱那样的程度，但依然也是屡屡发生以文字、言论构造狱案的事件。其中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如仁宗时的“进奏院案”、熙宁年间构陷王安石的“《淮南杂说》案”、元丰二年牵连甚广的“乌台诗案”、元祐四年的“车盖亭诗案”、元祐六年的“刘挚书信案”、崇宁二年的“黄庭坚碑文案”。据保守统计，北宋一共发生文字狱18起左右。这些案件多是无中生有，罗织罪名，而且牵扯甚广。文字狱在北宋几乎成为政治斗争中击败政敌的利器。而这样的事情，在元代就很少发生。这实际上是上行下效的结果。

蒙古统治者以掳掠起家，“拿来主义”和“为我所用”似乎一直是他们的治世箴言。虽然蒙元自己的文化产品处于比较原始简单纯朴的发展阶段，可这并不影响他们对文化和文化产品优劣以及价值的判断能力。忽必烈就非常重视征服地传统的科技成果和文化遗产，在灭宋征战中更是如此。即使是在激烈残酷的军事战争中，忽必烈不止一次下令要保护文化成果和文化遗迹，多次下令大军和派驻官员，沿途搜集经籍、图书、书画等，至元十三年（1276）他下令：“秘书省图书，太常寺祭器、乐器、法服、乐工、卤簿、仪卫，宗正谱牒，天文地理图册，凡典故文字，并户口版籍，尽仰收拾。……名山大川，寺观庙宇，并前代名人遗迹，不许拆毁。”[12]灭掉南宋后，又专门派遣使者到江南，搜集南宋遗留下来的官书版。这些宋书版，运到大都印书，就成了元版书，这就是很著名的“宋版元用”现象。这种手段似乎表现在对待物质和文化甚至是人才的各个方面。大都各级官僚机构叠床架屋，官吏众多，成为容纳、安置文化人才的巨大宝库。在此为官者，有本地人才，但更多的是外地进京为官者。在中统、至元年间，大都不但有前朝金代的社会名流出入新朝，而且宋代许多旧臣文士也聚居于此。元世祖以及之后的统治者更是不断选拔、吸引、征召各种人才至其辇下。不同政治、历史、文化背景下的众多官员和政府机构任职者，携带着各自深厚的文化烙痕聚合到大都，在此形成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使得大都文化异常活跃。

三 元大都多元文化基础

元代是自汉代以来唯一一个没有明确、严格以儒家思想为统一思想基础的王朝。蒙古统治者进驻中原之初，逐渐起用儒学人才。耶律楚材、杨惟中、姚枢、郝经、陈时可、赵昉等一批著名儒学家，先后被委任以中央或地方的各级要职。忽必烈是元初蒙古贵族中接受儒学影响较大、学养深厚的一位。在他的极力推荐下，一大批儒士得到了重用。刘秉忠、姚枢、窦默、许衡、张文谦、王鹗、赵璧等皆是。但是这些人的儒学思想，更偏重于治世之用。在征服南宋的过程中，又俘获了著名的儒学大师赵复，也将其送至燕京，令其教授传播儒家学说。赵复（生卒年不详）字仁甫，德安（今湖北云梦）人。在元军灭宋过程中，元将阔出攻占德安，德安民众数十万“皆俘戮无遗”，当时北方儒学大师姚枢恰巧在阔出的军中，他奉忽必烈诏命，承担着将儒生从战俘挑选后解救出来的职责。姚枢在即将变身为奴的被俘获人群中发现了赵复，将其解救，转送至燕京。当时由于宋、金和宋、元之间长期的军事对峙，造成了南北隔绝，所以南方和北方的儒学是按照各自的内循环轨迹来发展的，南方极为盛行成为显学的儒学研究成果和学术经典——此时主要是程朱理学——难以传播到北方。到达燕京的赵复在为他开辟的书院中，凭借自己惊人的记忆力将朱熹诸经传注默写下来，尽以付之姚枢，并在书院中开课授徒，主讲程朱理学。姚枢后来退隐苏门山，就使用赵复亲传的理学著作传授门徒。许衡、郝经、刘因都因此间接接受了程朱理学。这是南北割裂数百年，程朱理学在南方相对独立环境中发展百年的首次北渡，也形成了与北方独立发展起来的包括李纯甫、耶律楚材、王若虚等所信奉的儒学体系的首次正面交汇。大元灭亡南宋统一国家之后，江南的儒学思想随着儒学家的北上也传到了大都，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南宋名儒吴澄。如此一来，在大都形成了儒学门派林立，相互争鸣、影响、借鉴、交汇甚至出新的局面，避免了一统的僵死。因而，有元一代，文人思想无拘无束，文坛也呈现出难得的自由与活跃。

中原农耕民族和北方游牧、渔猎民族共存交融构成了元代之前北京地域文化最基本的特征。元代开始，作为帝都的北京文化更加多元，不仅吸纳统一国家南北各个区域民族的文化精华，而且在内外文化交流上，也发挥出更加广泛的作用。中华文明在元大都通过交流，得到了最广泛的传播。据记载，忽必烈就曾命令中书省平章政事赵璧用蒙文翻译了《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等儒家典籍，命令色目大臣安藏翻译了《尚书》《贞观政要》《资治通鉴》《申鉴》等重要的史籍经典，为蒙古统治者学习和了解汉文化提供帮助。到元朝中后期，天历二年（1329），又设置了艺文监“专以国语（指蒙古语）敷译儒书”。当时的高丽和安南等国，也多次遣使大都，使得儒学为代表的中华文明得到了广泛传播。

学校的建设和发展对文化的传承发挥了重要作用，忽必烈在位时，大力推进教育，广建学校。至元元年（1264）九月一日，元廷设立翰林国史院。至元八年（1271），为大批培养蒙古族接班人，设立蒙古国子学，用《通鉴节要》教育蒙古学生。至元二十四年（1287），又在大都设立国子监，隶属于集贤院。至元二十六年（1289），在大都设立回回国子学。大德七年（1303），大都新孔庙建成。《大元一统志》再次修成。随着国子监的建立健全，学校课程也逐渐规范化，确立“凡读书，必先《孝经》《小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次及《诗》《书》《礼记》《周礼》《春秋》《易》”[13]。至元二十五年（1288），天下学校达到两万四千四百多所，大都是各类教育机构最为健全、数量最为庞大、教育资源最为丰厚的地区。

元代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高峰期。我国传统的天文、数算、农学、医药等学科都取得了极大进步，在世界居于领先地位，成为中国科技发展史上最为辉煌的一页。元朝人实际的空间感较之中国以往的任何朝代都要壮阔宏伟得多；探索自然的好奇心，比任何按照传统方式在书斋培育出来的书生都要强烈执着得多。这不仅表现在他们对天空星辰运行规律和自己居住的星球有着强烈的求知欲望，不仅表现在他们对帝国疆域和黄河源头实际勘测求真求实有着强烈的追求，不仅表现在他们对奥妙无限的数算、历学孜孜以求进行不懈的探索，也表现在他们对阴阳相生的医药、对民生相关的农学、对复杂的水利工程以及天文、地理、时间等精密测量仪器的研究、设计、制造、应用中。而且，由于大都的文化地位和科技发展水平处于世界先进发达之列，所以科技交流空前活跃。中国学习吸纳着世界各国先进的科技经验和成果，天文、地理、医学、制造等无所不包，同时也影响着世界，尤其是对欧洲的科技发展、社会进步、生产力的提高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元代科技整体能力与水平在元大都得到了集中充分的展现，元朝的科技人才在使用和管理方面都表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大都科技人才在科学技术创新与城市发展、社会生活中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对大都文化发展做出了特有的贡献。

科技的进步为文化繁荣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如元朝的出版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木版活字、锡活字、泥活字等多种技术发明得到普遍应用。先进的印刷术使得小说戏曲这些更受平民欢迎的叙事文学通过文本承载得以广泛传播，大都发达的书肆业为文学的市民化普及创造了不可或缺的条件。而交通的发达为文化传播提供了保障，元朝的中外交通无论是陆路还是海路，都非常发达。元代对外图书贸易，以高丽、日本、安南为多。延祐元年（1314）高丽忠宣王曾在大都大批购书，元代对日本的图书贸易主要通过海路进行。大德五年（1301），安南使者邓汝霖就在大都的书肆中购买了地图、宫苑图本甚至还有元朝政府的禁书。[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