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课题提出的缘由

本书是北京市社科基金项目“元大都文化——北京世界城市建设的历史参照”（项目编号：10BaLS053）的最终成果，项目已经顺利结项。

“世界城市”是一个现代专有名词，指高度一体化世界经济环境下国际大都市的高端形态。世界城市的本质特征是具有全球控制力，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全球文化影响力。所以，世界城市评价体系中最重要的软指标是文化实力，即文化软实力。

“文化软实力”的概念，由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他的《软实力——国际政治的制胜之道》一书中提出。文化软实力集中体现了基于文化而具有的凝聚力、吸引力、生命力、创造力和影响力、传播力，是一个系统完备的文化发展体系。这个体系具有三个层面的基本含义：一是指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制度体系；二是指建立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础上的民众精神和品格培育、继承和发展；三是指可以产业化运营的文化产业。近年来对发展文化软实力强调得很多，我国政府把增强文化软实力作为国家发展的根本战略布局来对待。北京更是将提高文化软实力作为未来城市发展的重中之重，先后提出建设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将北京打造成为世界城市、将北京功能定位于“全国政治中心、全国文化中心、国际交流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等目标口号。

本书无意对这些口号的概念、内涵、外延等做过多的解读、演变梳理和定性分析，而想要强调的是北京作为闻名世界的历史文化名城，作为世界排名第二大经济体的首都，作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作为首善之区，理应具有与之地位相匹配的更为强大的文化力量。应该将城市的文化发展定位在具备强大凝聚力、吸引力、生命力、创造力和影响力、传播力的目标上。

文化，最基本的含义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本文所涉及的文化含义乃是狭义的范畴。

在北京城市文化发展道路上，如果一味地按照各种西方研究体系所提出的硬性数据指标来谋划未来发展，或者照搬、照抄纽约、伦敦、东京、巴黎这些著名的世界城市的发展模式，本质上是延续了此前已经证明存在偏差的GDP式思维，未必能够通过走中国特色道路，实现我们的文化发展目标，最终达到科学发展的目的。因为，中国有中国的文化特质，北京有北京的历史优势。不同的文化基因，有不同的生长脉络和发展规律，我们不能轻易丢掉自己所长，东施效颦。丰富、深厚、高度包容的文化内涵，适宜高端人才聚集成长与发展的人文环境，文化与经济的高度关联，科技与文化的高度融合，这些既是一个城市文化能量的重要指标，又是建设文化城市的必由之路。北京在未来的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如何发展繁荣文化，营造怎样的人文环境，怎样达到文化与经济的相互促进，协调发展，成为必须解决的课题。在这个方面，元大都文化可以成为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历史参照。

元大都，指的是元朝国家首都大都，其治所与今日北京行政辖区存在高度重合。所以“元大都文化”虽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北京元代文化，但其中存在的高度关联和历史发展脉络却清晰可见。

之所以选择元大都，选择元大都文化，是由其在北京历史上无可替代的地位、在文化上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以及所发挥的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决定的。元大都是北京成为现代意义统一国家首都的正式开始（辽、金未完成国家的完全统一），为明、清建都于此奠定了基础，开启了北京城市建设的全新纪元。从这个意义上说，元大都可算作当今北京世界城市建设的渊源和起点。

世界城市的概念提出虽然较晚，但具备世界城市那样的文化软实力特征和特质的城市早在元代就已经在中国出现，并且让全世界都强烈地感受到了它的存在。这就是北京的前身——元大都——中国元朝时期的首都。元大都事实上就是古代影响巨大的世界城市，即使运用今天的理论定义和实质精神衡量也毫不逊色。大都是中国疆域最为辽阔时期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孕育出了历史上多元色彩最为突出浓重的文化，高雅与世俗并驾齐驱，传统与创新相互辉映，文学、艺术、宗教、科技、教育等全面发展，充满生机和活力，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商业、手工业、交通、运输、印刷、出版也堪称昌盛繁荣。当时的大都，以强大的文化引力，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吸引着各地域各民族的文化人才和文明成果。世界各地先进的科技、宗教、艺术、商贸人才等随着贸易商队、国家使团、宗教使团等源源不断地汇聚到了大都，带来了新理念、新文化、新科技。同时，又通过大都这个最便利快捷的门户，将中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远播四方。

元大都城市文化的凝聚力、影响力、传播力，并不止步、局限于周边的亚洲国家和地区，更远及欧洲、非洲。以中日交往为例，元成宗大德三年（1299），元朝派遣高僧一山一宁赴日，阐明朝廷结束两国战争对峙、修复中日睦邻友好的本意。一宁法师离开他住持的普陀寺，从九州博多登岸后，以高尚的德行和深厚的宗教学养，征服了日本百万士庶乃至公卿大臣，所驻之处，门庭若市，信众如潮。对日本精神界影响深远。他留居日本近二十年，为日本佛教界造就了一大批颇有影响的人才。他的日本弟子高僧龙山德见深受他的影响，追慕中华文明，跟随日本商船来华。此后日本高僧来华的数量与日俱增，使得由于战争而中断多年的日人赴华留学重新兴盛起来。他们成群结队，有时每年竟然能够达到数十批之多。仅在日本史册上留下姓名的元代入华僧人就达到了220人，这些人都是在宗教发展历史上很有影响、做出过极大贡献的名僧。而一般的没有留下记载的日本入华人数更是多到不计其数。当时来华的日本人，很多曾驻足大都，或者目的地就是大都。元代文学家柯九思在他著名的《宫词》一十五首中曾说：“万国贡珍罗玉阶，九宾传赞捧珠帘。”“万里名王尽入朝，法宫置酒奏箫韶。”[1]可见当时中外往来频繁，万国来朝，已经成为元朝宫廷的基本常态。

元大都的文化辐射力，超乎想象地强大且悠远长久。13世纪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跟随家人为了贸易来到中国，受到元廷关照，他在中国滞留多年，据称甚至一度担任过元朝官员。回国后他口述自己传奇的东行经历以及在元帝国的所见所闻，以《马可·波罗游记》之名流传，在西方产生了巨大影响。时称“汗八里”的大都城，在他的描述中，有着巍峨的宫殿，雄伟的城池，井然有序的街坊，还汇聚着来自世界各国各地各族的人们进行商品贸易、科技活动、宗教传播、文化交流；繁荣的经济，便利的交通，夜以继日的歌舞宴饮以及令人叹为观止的科技、多不胜数的财富和奇珍异宝，使大都成为全世界罕见的东方神奇所在，引起了整个世界尤其是欧洲数百年的神思向往。从此之后，探险家、旅游者、宗教使团、商贸团队，不仅从陆路上来，更试图开辟海上航线，这直接引发了数百年之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须知，他们商队的本意是要寻求马可·波罗曾经到访过的那个神秘的东方古国以及繁华无双的大都城。

元代开始，作为帝都的北京文化更加多元，不仅吸纳统一国家南北各个区域民族的文化精华，而且在内外文化交流上，也发挥出更加广泛的作用。中华文明也通过交流得到广泛传播。据记载，忽必烈就曾命令中书省平章政事赵璧用蒙文翻译了《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等儒家典籍，命令色目大臣安藏翻译了《尚书》《贞观政要》《资治通鉴》《申鉴》等重要的史籍经典，为蒙古统治者学习和了解汉文化提供了帮助。到元朝中后期，天历二年（1329），又设置了艺文监“专以国语（指蒙古语）敷译儒书”。当时的高丽和安南等国，也多次遣使到大都学习儒学经典，使得中华文明得到了广泛传播。由于刊刻印刷技术的提高和流行，元代的图书生产和流通已经非常发达。元大都作为国内外贸易中心，在文化传播方面发挥出极大的作用和影响。《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并称为三大国学启蒙读物，它们都是宋人撰写的。收录在《东听雨堂刊书·儒先训要十四种》中的《童蒙须知》，是由南宋大儒学家朱熹撰写的，在南宋后期开始流行，到了元代更成为富庶人家必备的儿童行为规范读物。这四种读本在元代被确定为儿童启蒙必读，广为刊刻，大量售卖。史料记载当时在大都有很多专门从事文化用品采购贸易的外国商人，他们在大都和外贸口岸或者大都与本邦之间定期往返，笔墨纸砚之外，图书，包括少儿图书是采购的重要品种。这四种蒙童读本，后来在日本、朝鲜等国广为流传，影响甚大。并陆续有了英文版、法文版、拉丁文版、意大利文版等译本。这样广泛的影响，当与元大都文化能量和辐射力相关。对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产生过巨大影响的中国四大发明，其中的印刷、火药、指南针三种，都是在元代辗转传入西方的。

大都作为统一帝国的首都，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它本身有着强大的文化内生力、创新力，元代是雅文学和俗文学的分水岭，戏曲、小说等俗文学自元而盛。元代文学的时代巅峰散曲和杂剧都产生并辉煌于大都。

元代文化对后世的影响极其深远。关汉卿的代表作《窦娥冤》，被列为中国古代四大悲剧之首。至今在戏曲舞台上常演不衰，并被翻译成十几种文字搬上各国舞台，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古代戏剧作品。同样，纪天祥的《赵氏孤儿》也是如此，该剧流传甚广，早在18世纪初就已经流传到了欧洲，曾在法国皇家剧院演出，有法、英、俄、德、意大利等文字的译本流传。而关汉卿、纪天祥都是生活并活跃在元大都文坛的杂剧作家，关汉卿所代表的作家群和珠帘秀所代表的杂剧艺术家表演群体，共同撑起了元大都全国杂剧中心的天地。没有元大都文化，也就没有元大都的影响力，也就没有这个古代世界城市的辉煌。

选择元大都作为历史参照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元大都文化不仅活跃度高、体量大，而且各种文化要素比较全面，类似于现在文化产业的商业文化开始在戏剧和小说等领域萌芽发展。元代文化是中国文化历史发展的重要阶段。

当然，至关重要的一个更为直接的原因是，元大都与今日北京是城市生命历程的不同阶段，而文化之于它们的重要价值、意义、作用、影响却一以贯之，自相始终。因此，除了政治制度、历史发展阶段以及经济发展体量等时代不可克服的局限因素之外，元大都与今日北京在世界城市这个题目下，对文化的关注有着最多的交集点和相似之处。这就是选择元大都作为当今北京文化建设参照的重要原因。

研究元大都文化的内涵、特色、价值，文化的理论、实践与建构，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对于今日北京世界城市建设中文化发展的方式、方法、目标、路径等，无疑可以提供指向确切的借鉴。同样可以成为当今北京城市建设的宝贵财富，继续发挥更大、更重要的作用。

二 研究对象的时间和空间范围

这里首先需要厘清几个基本的概念，并作出时间和空间范围的规定。

元代，以“大元”（简称“元”）作为国号，是1271年确定的。在此以前，这个政权称为“大蒙古国”。元代是历史上统治中国时间较短的王朝，如果从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改国号为“大元”开始算起，到元惠宗（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明军攻下大都，蒙古皇室北迁，统一的元王朝宣告灭亡为止，时间仅为九十七年。如果从至元十三年（1276）元军占领临安（今杭州），南宋王室灭亡，元朝统一全国算起，则时间更短，只有九十二年。而在习惯上，人们从未将元代的起讫时间等同于元王朝的起讫时间，一般都是从蒙古王朝灭亡金朝（1234）统一北方算起，这样元朝的国运稍长，共计一百三十四年。也有的将时间推得更早一些，明初官修《元史》，就把元朝从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1206）到元惠宗退出中原期间统称元朝。明清人研究元代，基本上始于金亡，大蒙古国统一北方，讫于明王朝的建立，约定俗成。本书从史俗，自1206年始至1368年终。

北京元代文化的空间涵盖范围。北京是个有着三千多年历史的古都，历史上的称谓非常多，燕、蓟、幽、燕京、南京、燕山、中都这些名字都曾使用过。[2]而它们的建置沿革又极为复杂，所辖区域虽多有重合，但是大小范围却相差很大。其复杂多变甚至需要专门的著述论之。尹钧科先生主编的《北京建置沿革史》总结其特点时说：首先是名称更改频繁，如废金代中都之名，复用燕京之号，又改燕京为中都，再改中都为大都。其次是县升州者多。再次是治所迁移明显。最后是境域变化大。[3]鉴于以上这样复杂多变的情况，我们只能对此进行简单化处理。我们此处所指称的“元大都”，大体遵循北京在元代行政辖区的划分以及历史上“燕京”所辖的沿革习惯。除了闻名世界的称为“汗八里”的大都城之外，还有在今北京境内的大都路下辖的七州，即通州所领的潞县和三河县北部、漷州之武清县北部、涿州之房山县、蓟州之平谷县、龙庆州（今北京延庆）之东部、顺州（今顺义）及檀州（今密云）。实际上晚至1272年，元朝统治者才正式定都北京，才有了“大都”之称谓。但为了历史性的空间概念的前后一致，以上地域不仅统统纳入元大都文化论及的空间范围，且为论述方便，避免概念混乱，皆笼统地以“大都”或者“北京”名之，有时或以“燕京”称之，且三者之间常常交替使用，但实质上这三个名称之间严格意义上是有极大区别的。好在，因为本课题论述的重点在城市文化本身，故皆以今日北京的空间范围和历史文化地域相结合笼统论之，笼统视之，并不会“因名害义”，引起误读。其实元朝当时绝无“北京”之称，且可能亦并不始终以“大都”名之，这是需要特别说明的。

有关元大都文化研究考察对象入选的范围和标准。首先是文化现象和文化事件发生在北京。其次，具有时代的典型性和代表性，或者说有较大的文化影响力。当然，文化的主体是人。人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成长生活，地域文化造就了此地人文的共性；与此同时，人又是文化的生产者、享有者和文化环境的营造者。所以北京人作为文化主体成为研究的主要对象。所谓北京人，指出生在北京，此后仍长期在北京生活和虽然离开北京，但在文化方面做出过重要贡献的人。因为这部分人的文化贡献，是个具有标志性的指标，他们的多寡，成就的高低，影响力的大小，既能反映出文化发展繁荣的程度，也能够标示出该地文化生态环境的优劣。影响这个环境的因素非常多，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复杂交错。它们包括了该地社会生活的安宁与动荡，统治政权的清明与昏庸，物质生活的富足与匮乏，历史文化遗存和影响的正负双面影响，宗教、教育、文化积淀的薄厚、水平的高低、以及思想、文化活跃程度等。这些因素对文化人才的成长和成就有着巨大的影响。元曲尤其是杂剧发展繁荣，充分印证了这一点。本课题研究，将关注的焦点始终锁定在这部分人身上。据王国维对《录鬼簿》所录元杂剧发展前期五十七名最优秀剧作家的分析，其中近半数生活并创作在大都。围绕在大都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这些杂剧领军人物周围，出现了一大批才华横溢的杂剧作家和最优秀的杂剧艺术表演家。他们是庾天锡、王仲文、杨显之、纪君祥、费君祥、费唐臣、张国宾、石子章、李宽甫、梁进之、孙仲章、赵明道、李子中、李时中等，这些土著的杂剧作家无疑是重点论述的对象。在大都散曲的发展过程中，这批人同样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他们的创作更具有自然潇洒的韵致，本色、天然，较为完整地保留了散曲在肇源地时的原生态风貌。诗文作家何失、张进中等也属此类。另外还有些人，籍贯北京，或本身生于北京，在这里有着较长时间的生活经历，后来因仕宦或其他种种原因，曾经离开。由于他们对故乡有着特殊的感情，故乡的生活曾给予他们不可磨灭的影响和记忆，这些人同样是课题研究关注的对象。贯云石属于此类，宋本、宋褧兄弟也属于此类。耶律楚材最辉煌的文学成就产生于随成吉思汗西征途中，这部分作品虽与大都无涉，但是其在文学史上元代文学奠基人的崇高地位由此确立，并且此后耶律楚材基本生活在北京，他对北京文坛的影响力应该是不言而喻的，所以也选入并进行了重点论述。

如果说北京人更多体现的是北京地域文化的本土特色，那么来自全国乃至世界各国各地区的为元大都文化做出过巨大贡献、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们，他们共同铸就城市辉煌，则更多体现了北京文化的首都特色。与中国其他地域或地区文化不同的是，北京自辽、金确立为王朝都城，到元代更一举成为统一国家首都，成为全国统一政权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它的文化在表现地域特色的同时，便具备了鲜明、浓重的首都特征。所谓首都特征，是指因为不同原因来到首都的人们，他们身份有别，民族、宗教、信仰、文化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驻留的时间也长短不一，在此所产生的影响大小各异。由于他们各自携带不同文化因子而来，便为北京文化建设发展增添了更多样的色彩。在研究中，他们的文化贡献不容忽视，如元大都城市的设计者刘秉忠，大都水利系统的创建者郭守敬，来自异域的著名雕塑家刘元，课题的关注点不仅仅是这些人的文化成就，更要将大都对这些非本籍文化人的接纳、吸引、推崇、褒奖、扬誉，作为一种城市文化来研究，以彰显北京文化生态、文化环境对文化人才尤其是文化领军人物文化伟业的成就之功。

三 同类课题研究现状

目前有关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研究方向和阶段性成果，大多着眼于人口、经济、环境、交通等硬性指标和共性特点的总结，着眼于北京与东京、伦敦、纽约、巴黎等世界城市横向的表象对比。而对北京自身的文化特点、优势及其在世界城市建设中所应该具有的地位、作用、影响力研究较少，对文化必须保持鲜明个性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强调不够。

硬性指标和共性特征尽管重要，横向比较也很有价值。但是任何一个世界城市，其存在的理由都一定是独特的。这个独特性就是它自身的历史，它自身的文化，它固有的文化基因。事实上，目前这些被全球所公认的世界城市，也都极为重视自身文化的保护、继承和发扬，重视文化在城市形象塑造中的地位和作用。所以，只有充分重视软性的文化品质个性，才能实现硬性的可衡量的共性目标。北京只有保持迥异于其他世界城市的文化个性，才能成为东京、伦敦、纽约、巴黎之外的另一个必要存在。如果在此问题上含混不清，我们的发展建设将会迷失方向，对自身文化造成不可修复的重创。

元大都文化在今日北京世界城市建设中，除了在文化个性和文化传统方面可以给予我们一定的借鉴外，更在发展途径、手段、方式、方法等具体可操作层面上提供许多的启示。

中外相关元代文化的研究成果并不少，如陈高华的《元代文化史》、周良霄的《元史》、杨镰的《元代文学编年史》、田建平的《元代出版史》、郭绍基主编的《元代文学史》、王岗的《北京政治史》、李宝臣的《北京风俗史》、王建伟的《北京文化史》、刘仲华的《北京教育史》、郑永华的《北京宗教史》、赵雅丽的《北京著述史》、朱耀廷主编的《北京文化史》丛书，傅海波（德）、崔瑞德（英）合著的《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等，都或多或少地涉及了元大都文化，但是这些著述多是对元大都文化成就进行分门别类的专业化描述，而较少关注那些突破传统分类、涉及多个文化领域的，有关社会文化发展战略的话题。例如，整个大都的文化环境和文化生态、文化传统与文化创新之间的关系、文化人才成长聚集活跃的条件、文化领军人物的成长与影响、各艺术门类之间的相互关联和影响、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文化与科技进步的关系、文化创新力与城市文化消费的关系、人们对文化职业选择的动能、文化从业者的素养气质与城市文化的关系、城市吸引力和凝聚力的来源、文化影响力辐射力与城市的关系等，而这些恰是本课题关注和研究的焦点。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课题虽然不打算用世界城市的所谓指标体系来衡量北京的过去，但是却愿意借用这个名词作为对元大都进行研究的切入点和视角。因为，如果仅仅着眼于“元大都文化”这个视角的话，至少比世界城市的视角缺少两个维度。世界城市的研究视角强调的是：第一，立足现代研究视角，俯瞰剖析古代文化。我们所强调的是以现代城市发展的理念回首打量那个曾经让世界震惊的创造了无数辉煌的古代城市，审视、分析、研究它的各种文化要素。而不是对它曾经的辉煌和成就进行照相式的展览和表述。尽管整个研究依然必须以此为基础和前提。第二，拂去历史尘埃，发掘文化要素之间的内在链接和生命肌理。以世界城市的文化视角，我们所强调的城市文化就非全景式的、浮泛的表征，而是深入其中，抓住城市文化遗产的影响、城市时代精神内涵、城市文化特征、文化生态、发展环境、城市民众素养等，找出各种文化因素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使得元大都城市文化的生命力、创造力、凝聚力、吸引力和影响力、传播力等得以彰显。

所以，本课题的重点在于阐述元大都的文化内涵、文化特色、文化价值、文化环境、文化人才、文化政策、文化影响等所有可能对当今北京世界城市建设产生启发和借鉴作用的重要方面。这就要求论者既要了解古代城市文化的成就、脉络、走向，又要对现实城市文化建设有清晰、全面的掌握。

其一，落笔古代，却时刻以现实问题为参照。研究必须实事求是，严格以历史事实为依据，才能得出科学的、严谨的、有现实参考价值的结论。而元代研究的史料芜杂缺失是学界公认的事实，所以梳理整饬功夫要下足。

其二，除了具备掌握和运用古代史料的能力之外，还必须具备现代城市学、文化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广博的相关知识，才能以全新的视角，在繁杂甚至是陈旧的史料中发现、总结、提炼出有价值的、有实践性的理论和观点。

其三，要有较高的理论和学术水平，才不至于就事论事，庞杂无序，才能够达到提炼、总结、概括并产生自己观点的学术要求。

四 本课题的主要内容

本课题最终成果以专著的形式呈现。它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前言。解释课题，对一些基本概念进行解释和规定，对课题的提出、意义、价值，同类课题研究现状，研究重点、难点、思路、方法、路径，以及研究创新之处等进行简单扼要的说明。第二，正文。是研究的最终成果展示。由论点、论据和论证过程组成。第三，参考文献。第四，后记。对课题进行过程中的相关情况进行必要的说明和补充。

专著的正文由5章组成。分别是：概述元大都文化成就；元大都文化特征；元大都文化环境；元大都文化人才；元大都文化影响。每一章又由3节或4节也就是3个或4个分专题组成。下面以章为单位分别介绍。

第一章，概述元大都文化成就。这个题目其实比较难写，因为在梳理元大都文化成就的时候，从城市面貌，如规划、布局、建筑、功能设置等，到元大都的文化制度，如政治、宗教、科技、教育等，从大都民众生活，包括民俗、体育、文化娱乐，到文学、艺术、学术等，简直包罗万象，涉及内容异常繁多，逻辑的层次构架也极为复杂。如果面面俱到地描述，恐怕单此一章就可以成为厚厚一部专著了，所以只能概而要之，强调它的全国文化中心地位、强调这个中心自身文化发展和推广文化的优势、强调元大都文学对全国文化中心地位取得的价值和贡献。分为元大都全国文化中心地位的确立、元大都文化融合创新的成就、散曲与国家文化中心地位之关系、元大都文学在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价值。

第二章，元大都文化特征。本章第一节中，以元朝开国元勋、元朝文学奠基人耶律楚材为例，论述元大都牢固的儒学思想根基及多元文化的广泛影响。元大都最大限度地体现了元代多元文化特色。同时，以传统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汉文化基因得以完整继承和保存。这与蒙元统治政权建立过程中对多民族的征服有关，与统治者的政治、民族、宗教、文化政策有关，与大都的城市地位、城市功能、发展历史、人口构成等诸多因素有关。之所以选择耶律楚材为剖析的文化样本，是因为他身为辽国皇族后代，是少数民族对汉文化吸纳、接受、传承、传播的典范；他作为曾经的金朝贵族和官员，出仕蒙元，通过“楚才晋用”的方式，承担起促进蒙元统治对汉文化保护和传承的历史责任；同时他又是元代文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代表着一代文化的创新；他是儒家文化的坚定捍卫者和践行者，同时他的身世、民族、行迹、宗教信仰、审美偏好以及在元朝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影响，又都决定了他本人是深受多元文化影响的集大成者。本章第二节，论述陶渊明在元代的文化价值和广泛影响。以陶渊明的元代影响为题，阐述元大都文坛主流文化思潮。陶渊明除了文学上的巨大贡献之外，他给予中国人在生活情趣、审美追求、人生境界等方面的引导和影响都是旷世无双的。不仅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文人，对整个中国文化都影响至深。至少在元代，陶渊明的影响是巨大的。不仅表现在时间跨度长、人群覆盖广和文学艺术门类更为宽泛等方面，还表现为人们已经由对陶渊明文学成就的赞赏，提升到了对陶渊明生活道路选择的认同；进而又将其推演到人生价值、道德标准的层面。赞美、体悟、领会后，更能以不同方式、程度不同地转变成为社会行为准则和规范，这种学习陶渊明精神方面的知行合一，在其他任何朝代虽然不乏其人，但是形成普遍的社会思想文化潮流，却是独一无二的。从这点上看，陶渊明在元代已经不再简单地是一个标准的诗人或者文化标识，而被赋予了某种宗教精神领袖的特质。剖析陶渊明现象，能够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元人的精神世界，他们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等，从而更透彻地理解元人的文化艺术品质。尽管这不可能是一种精神的全民覆盖，更不是元人精神世界的全部。但是纵观历史，哪一种思潮又不是如此呢？聚焦论点，不及其余，也是文章的一种通常做法。故此，本章第三节，是论述元大都文化对作家气质形成的影响。认为杂剧作家在人生追求、艺术禀赋和文化素养等方面，都表现出与传统诗文作家迥然相异的特征。而这是由元大都文化明显区别于中国传统城市文化所决定的。本章第四节，阐述元大都城市文化对元大都作家价值取向和职业抉择的影响。这是元大都文化不同于历史过往、不同于其他地域的关键所在，是元大都城市生活和文化环境最为独特之处。元大都的这些文化特点以及对于生活在其中人们的影响实际上具有客观规律性，至今依然可以作为北京文化发展的参照。

第三章，元大都文化环境。本章皆以元杂剧为例，论证政治、经济、城市发展、市民素养等对杂剧发展繁荣的影响和不同作用。本章第一节，阐释蒙元统治者的文化政策。因为政治是任何国度、任何时代文化繁盛与衰败最重要甚至是起决定作用的环境条件。同样也是元代以杂剧为代表的文化繁荣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最高统治者对包括杂剧在内的文学创作的宽容态度，对戏曲样式的爱好，对音乐和演艺人才管理的重视以及科举制度的荒废等，这些政治因素都对杂剧等文化形式的兴旺和创作人才的成长产生了深刻影响。本章第二节，论述了元大都成为全国杂剧中心的前提和客观条件。包括物质条件、人才条件等，意在揭示经济、文化等环境对于文学创作和文学家成长的作用。本章第三节，元大都创新能力探源。在论述了元代以及元大都文化创新的成就，并表述了其中所表现出来的共性特征之后，在此节中探讨文化创新需要怎样的条件，这些创新的人才来自哪里，创新的动能又是怎样产生的。认为城市经贸的繁荣，市民阶层的壮大，多元文化的刺激，文化需求的旺盛，审美诉求的多样，是元大都城市文化发展的客观环境，也是戏剧发展的必备条件，更是元大都成为元曲中心的重要原因。元大都深厚的优秀传统文化积淀，多民族、多宗教、多元文化的全方位影响，城市开放式的发展格局和发展理念，造就了元大都特殊的市民群体。他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和审美倾向，决定了杂剧题材、内容、形式的形成和基本面貌，并对其发展、繁荣产生了极其深刻而全面的影响。一个城市的文化有没有生命力，体现为它的文化创新能力。元杂剧的兴盛、题画诗的繁荣、文人画的兴起、青花瓷绘画题材的丰富、全相本图书的流行等，都体现了创新。而这种创新，是人们打破习惯禁锢，消除艺术壁垒，各个文化艺术门类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借鉴、相互学习而产生的。每一种新的文学艺术体式的诞生或者传统体式的变革，都体现了对传统的继承和其他门类艺术的借鉴、吸纳和融合。总的趋势是文学艺术从崇高、庄重的代言，走向世俗化情感和通俗化方式的表达；从壁垒森严、区分明晰的各专其本，向手法多样、通感共享的各美其美发展。而这种转变是由时代文化思潮影响所产生的，同样与城市文化环境密不可分。

第四章，元大都文化人才。文化人才的兴盛是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前提和必备条件。一个时代的文化发展状况如何，首先需要看有没有足以代表时代成就的文化领军人物的出现。如唐诗之有李白、杜甫、白居易，他们作为时代文化的代表，登上唐代诗歌发展的巅峰；他们的创作有独特风格，对后世影响巨大；他们的斐然成就为当时所广泛认可，成为一面面旗帜，具有强大的号召力，且不乏继承者。其次，要看有没有出现一批创作生命力极其旺盛的文化人才，他们各美其美，风格多样，不断出新，但又美美与共，共同努力，形成了潮流，创造出足以令时代骄傲的辉煌奇迹。在文化人才这样一个题目下，文化人才产生、成长、聚集、相互影响等便成为焦点。本章第一节，指出人才茂盛是元大都文化繁荣的必备条件。元大都作为全国杂剧中心，杂剧的发展与繁荣离不开以关汉卿为领军人物的大批剧作家的成长、聚集，离不开以珠帘秀为代表的大批表演家们对艺术的积累、传承、创新。元大都为这些文学艺术人才的发展、提高、相互交流学习、密切合作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和氛围，他们相互砥砺，切磋技艺，启发思想，彼此促进，共同开创了元大都杂剧艺术的鼎盛时代，也使得北京一举成为多民族统一国家名副其实的文化中心。本章第二节，介绍这一时代杂剧文学代表的文化领军人物关汉卿。历来大师级文化人才的出现，是衡量一个时代文化繁荣的重要尺度。关汉卿是元代杂剧的旗帜。他的出现，是元代杂剧鼎盛的标志，也是元大都剧坛辉煌的原因。他以卓越的创作成就，奠定了在中国文学史上无可撼动的崇高地位；他以超凡的才华和作品独特的魅力，冲破阶层壁垒，获得上至王公大臣、文人士子，下至普通大众的广泛认可和欢迎，创造了覆盖广泛堪称时代文化代表的杂剧神话；他以杰出的组织才能，以对杂剧作家、表演艺术家、杂剧组织管理者们最广泛的团结与合作，确立了中国戏曲行业全新的规程；他的号召力、影响力和示范作用，带动了使杂剧勃兴繁荣的一批艺术家，创造了一个时代文化的璀璨星空；他不仅书写了一个时代大众文艺的传奇，也为通俗文学和流行文化的结合开辟了广阔的未来。本章第三节，论述政治经济因素对文化人才及创作的影响。探讨社会政治、经济对文化人才产生和发展的影响作用。元杂剧发展繁荣，与文学和商业的密切结合息息相关。杂剧演出市场的兴盛，是杂剧创作繁荣的显性后果，也是促进其大力发展的强劲动因。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文学、政治、经济三者的关系，改变了文学家与统治集团之间的关系。当杂剧创作成为艺术演出市场链条中最重要环节时，杂剧作家有了在社会生活中安身立命的空间，他们在赢得经济自由的同时，自身也获得了心灵解放与人格独立，这些在他们的作品中得以凸显。杂剧作家和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全新面貌，对作家地位和文学功能都具有革命性变革意义，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未来文学发展的历史走向。本章第四节，介绍元朝的文化政策及大都对文化人才的吸纳。

第五章，元大都文化影响。从三个方面进行梳理，一个是变革出新，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强调的是历史贡献；一个是对全国文化的辐射，强调的是文化影响力；一个是对世界文化发展的贡献，强调的是中国文化独特性的地位。本章第一节，阐述元大都文化的号召力。元代杂剧发展的鼎盛之时，元大都成为全国杂剧中心。与此同时，山东的东平、河北的真定、山西的平阳，也呈现出杂剧繁荣兴旺之势，形成既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的地域性杂剧中心。他们与元大都交相辉映，形成了历史上罕见的“三星拱月”文化奇观。研究戏曲兴盛的原因，如果只以元大都为样本，不免受到首都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等复杂因素的影响。而将三个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杂剧地域中心纳入考察范围，进行相互之间的横向比较，则更容易发现其文化共性。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元大都杂剧发展过程中，哪些是起到决定作用的根本因素。有利于我们更深入地揭示戏曲兴盛发展的内在规律。本章第二节，揭示散曲对元大都文化发展的巨大贡献。“元曲”作为元代文学的代表，这是极为精到恰切的。但是以往人们把更多关注的目光投射到了元杂剧，而对于散曲只是将其视为一种新兴的文学样式来看待。事实上，元散曲的时代贡献不容小觑。第一，没有散曲就没有元杂剧。杂剧是戏曲，以歌唱为主，以歌唱塑造人物，以歌唱推演故事，以歌唱抒发情感，散曲是杂剧的血肉脉络，散曲连缀产生杂剧，没有散曲就没有杂剧，散曲是杂剧最基础的构成。第二，杂剧又通过故事情节的精彩设计、人物艺术形象的精心塑造、表演艺术家在舞台的完美演绎，使得杂剧的基本构成——散曲在更为广泛的范围内传播。第三，散曲在元大都把进行诗文等严肃文学创作的士人与进行杂剧等通俗文学创作的群体联系起来，相互借鉴艺术、相互影响风格、相互扩大影响。第四，散曲肇源于燕京，既为元大都世界城市文化中心地位的确立做出了贡献，又借助首都地位广泛传播。本章第三节，介绍元大都文化的传播及影响。主要分析元大都文化的凝聚力、号召力、引领力。以杂剧为例，说明首都文化对全国文化发展方向的引领作用。强调的是首善之区文化建设的重要性。

五 本课题的难点和创新之处

本课题的着眼点是通过元大都文化为当今北京世界城市建设提供启示借鉴，所以如何钩沉古今之间的共同点、差异性，在两者之间建立可参照可借鉴的层面或连接，建立历史的、理论的和实践的内在关系成为难点。简而言之：

其一，寻找历史和现实的契合点。研究必须从现实出发，以历史事实为参照。这就要求论者既要了解古代，又要对现实问题有清晰、全面的掌握。而元代史料芜杂缺失，现实问题复杂交织，使问题的讨论不仅要精细科学，下足基础资料搜求集合之功，更要开阔视野，准确把握全局。

其二，北京现实与元大都历史的差异性。元代距今800多年，时代变迁，差异巨大。为了在巨大的时代差异中寻找文化的共同点、问题的交集点，并在更高的，超越特定历史、社会制度、政治背景的层面上对其进行有针对性、指向性明确的讨论，必须具备哲学的智慧和历史的敏锐。

其三，必须具备现代城市学、文化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广博的相关知识，才能以全新的视角，在繁杂、陈旧的史料和纷纭复杂的现实中发现、总结、提炼出有价值的、有实践指导性的理论和观点。

其四，要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学术能力，才能避免庞杂无序就事论事，才能够达到学术研究所要求的客观描述，高度概括、科学总结。

当然，这样的高度，虽为愿景，实难实现。既有个人能力水平的原因，又有时间精力的局限。仅就研究所得，启发思路，抛砖引玉，虽有敝帚之嫌，实奉殷殷之心。

在研究实施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的困难：

第一，研究视角全新转变后，可参考、对照、借鉴的研究成果极度匮乏。

第二，对历史资料重新梳理、钩沉，发现前人所未见或者以往研究者们所忽略的问题。这是极其漫长且投入精力甚大的系统工程。阅读量千万字之多，读书笔记达数百万字，除了本专著呈现的成果之外，已经总结、系统、条理化了的文字竟然也有数十万之多。

第三，各个学科都有各自的话语体系，本课题属于跨学科研究，要想将这些不同的专业表述融汇在城市文化的统一表达之中，不仅要掌握一定的语言技巧，更要具备打通学科壁垒取得通识的能力。

以上的诸多难点，注定本研究瑕疵纰漏在所难免。当然，妄自菲薄也不是科研应有的态度，本课题的收获和创新随处可见，瑕不掩瑜。试举一二：

第一，采取新视角，对元大都诸多文化现象有了新发现。

新发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元代，全国杂剧中心大都（今北京）集中了大批最为优秀的杂剧作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本籍人士，这是北京地域文学史上极为罕见的特例。”

第二，提出了新的观点，并进行了充分论证。

例如，在探讨元杂剧繁荣的原因时，对以往传统的杂剧繁荣原因提出质疑，认为：“关于元代杂剧的勃兴，以往学者，多从民族压迫、科举废弛、士人地位低下等方面寻找原因，似乎不得‘枢要’而居，才是杂剧作家不得已从事创作的动因。但通过对以关汉卿为首的作家群体的分析，却发现这完全是基于小农经济的官本位思想主导下的历史性误读。为官是‘不得’还是‘不屑’，创作是被迫还是自觉，在辉煌的一代文学元杂剧面前，便不只是充满差异的纯个体性的表达，而是上升到文艺理论高度的艺术规律了，这就使得对大都文化的剖析，具有典型价值和普遍意义。”

第三，用新的理念对各种文化现象进行新的解释。

运用政治经济学原理，针对旧的文化史观分析社会文化现象得出的结论，进行重新的分析评价。“所谓‘畸形繁荣’说的立论根基，依然是以中国传统经济模式重农轻商的保守思想为基础的。这种思想基础之上所制定的发展国策，必然导致中国长久以来的农业立国，广袤的农村从事着落后的农业生产，占国家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被孤立地、分散地、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缺乏必要的流动性，城市数量和城市规模发展停滞不前，缺乏生机活力。如果以农村与城市的数量以及二者之间人口规模相比较，农业立国的中国传统经济模式才是失衡的、不成比例的、‘畸形’的，同时也制约了生产力进一步发展。世界经济和城市发展的规律告诉我们，必须有生产的专业化分工，产业的规模化聚集，科技、商贸、交通、运输的全面配合，市场的有效开发，经济才能获得发展活力，城市才能健康成长。”

第四，借鉴了多学科的研究理论。

例如，从传播接受学的角度，对元代杂剧获得巨大成功的原因进行了新的解释：“杂剧这种更高形式的具有复合形式特征的文化产品，是迎合了观众们日益提高的文化艺术品位而产生的。说明人们对文化的消费档次提高了，有了更高的要求。同时，戏剧的形式，又是元大都观众身份复杂、文化程度参差、欣赏口味差别化等矛盾之间相互妥协的结果。杂剧是集音乐、歌唱、舞蹈、诗歌、美术、朗诵于一身的综合艺术，以叙事为手段，以启发思想、拨动情感、传播审美为目的。杂剧这种手段、形式的多样化，使之较之以往诗、词、歌、赋体式的单纯或者是音乐、舞蹈、歌唱形式的单一能够吸引更多的观众。语言不通，可以欣赏华丽的装扮、优雅的舞蹈和身段；韵白不懂，可以品味优美的唱腔，享受悠扬的音乐；即使仅仅明了故事，也能够随着剧情牵挂着主人公的命运和结局，为他欢笑，为他哭泣。也就是说，无论你的审美重点在哪里，你在杂剧中总能找到属于你的那个位置和契合点。这种新的杂剧样式要比宋杂剧、金院本容量大得多，正如夏庭芝在《青楼集志》中所言：‘唐时有传奇，皆文人所编，犹野史也，但资谐笑耳。宋之戏文，乃有唱念、有诨。金则院本、杂剧合而为一，至我朝乃分院本、杂剧而为二。’其丰富的内涵，能够满足观众不同的审美需求，吸引更多的人走进剧场。”

第五，在方法论上的创新。

把元大都文化看作一个与历史、与外部世界密切联系、时刻变化的整体，强调相互的影响和作用。把元大都文化发展视为一个有机体，关注元大都内部的文化环境，各个艺术门类之间的相互借鉴，各种文化元素和各种文化门类之间的相互作用。既强调各门类艺术的共性，又强调其个性，善于发现其发展规律。“杂剧与散曲是盛开在大都文坛的一对并蒂莲，杂剧在唱腔上与散曲曲调为同一系统曲牌，在语言习惯、音韵腔调、表达方式上本于一源。大都是散曲肇源地，又是元代散曲鼎盛之都。散曲较之杂剧创作参与者更多、文化层次更高，杂剧较之散曲有更广阔的观众市场和民众基础，二者之间相互影响，彼此促进。散曲上口便利，不择场地条件，学习较易，传播亦广，这就为欣赏杂剧艺术作了‘预演’‘顺耳’的准备，使得杂剧具有了更广泛的民众基础。杂剧具有文学特性，但从传播角度考察，更主要的是依赖于其表演特性。”

尽管有不少理念和方法的创新，但是在研究专著的书写方式上，本课题并不想套用诸如世界城市文化指标的框架来组织自己的研究成果，也不打算借用过多的西方理论概念和名词，而愿意以中国传统的学术研究语言，以较为平实的结构，展示研究成果。

通过对参照物元代大都文化建构进行多侧面、多角度的观察、描述和探讨，充分挖掘北京可供开发利用的历史资源和能量，使之发挥现实的启示作用。北京深厚独特的文化底蕴，不仅是元大都成为古代世界城市的基础，也是当今北京世界城市建设中文化个性定位的历史原点所在，是明确可靠的借鉴。回顾历史不仅是为增强我们建设世界城市的信心，更是要找寻文化发展的方向和路径，利用已有资源、发挥个性优长，在城市文化建设和发展中走出具有高品质独特性的成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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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元）柯九思：《宫词》一十五首，见（元）柯九思等《辽金元宫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页。

[2] 王岗、尹钧科主编：《北京建置沿革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7—153页。

[3] 王岗、尹钧科主编：《北京建置沿革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