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词调是怎么来的？

现存的词调，就其乐曲的来源说，大体有四种情况：

（1）内地民歌的加工和民间歌手的创制。

刘禹锡《竹枝词·引》说：“四方之歌，异音而同乐。岁正月，余来建平^[1]，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2]。歌者扬袂睢舞^[3]，以曲多为贤……故余亦作‘竹枝词’九篇，俾^[4]善歌者扬之，附于末。后之聆巴歈^[5]，知变风之自焉。”很生动地记叙了他依内地民乐而创制《竹枝》的经过。

又如《拾麦子》、《麦秀两歧》两调，最早见于唐崔令钦《教坊记》，大约就是中原地区农民拾麦时歌唱的。它们来源较古，《后汉书·张堪传》就已记载着渔阳^[6]百姓歌“桑无附枝，麦穗两歧”的故事。《太平广记》也曾引《王氏闻见录》说五代梁时封舜卿过成都，倡优扮作贫苦妇女，背着筐子唱《麦秀两歧》曲。宋王灼《碧鸡漫志》则引《文酒清话》称，此事发生在唐封舜臣出使湖南道经金州、潭州之时，乃“六朝音律”。说法虽异，却更能证明曲子在民间流传之久远和广泛。其他如《摸鱼儿》、《拨棹子》等也有材料证明是由内地民歌加工而成的词调。

乐工、歌伎和其他群众歌手或身居民间，或出身底层，经常承受着人民诗乐的滋养，不少词调是他们创制的。其中有明确记载的如：

《喝驮子》^[7]，据《碧鸡漫志》：“此曲单州营妓教头^[8]葛大姊所撰新声。梁祖作四镇时，驻兵鱼台，值十月二十一生日，大姊献之。梁祖令李振填词，付后骑唱之以押马队。”

据段安节《乐府杂录》记，《雨霖铃》是“唐明皇驾回，至骆谷，闻雨淋銮铃，因令张野狐撰为曲名。”^[9]《还京乐》也是“明皇自西蜀返，乐人张野狐所制。”同书还记载着乐工黄米饭、敬约等制作的《文叙子》、《道调子》、《康老子》、《夜半乐》、《黄骢叠》等。

群众歌手所制乐曲见于著录的如《离别难》（又名《大郎神》、《悲切子》），据《乐府杂录》，武则天时“有士人陷冤狱，籍没家族，其妻配入掖庭^[10]，本初善吹觱篥，乃撰此曲，以寄哀情。”又如《何满子》，白居易诗《何满子》说：“世传满子是人名。临就刑时曲始成。一曲四词歌八叠，从头便是断肠声。”自注：“何满子，开元中沧州歌者姓名，临刑进此曲以赎死，上竟不免。”

（2）根据大型歌舞曲或其他乐曲改制。

隋唐时期，宫廷音乐机关沿袭、改制、创编了许多大型乐曲，其中有属于传统清乐系统的（《通曲》：“清乐者，其始即清商三调是也。并汉氏以来旧曲。”），如《春江花月夜》；有属于燕乐系统的，如法曲^[11]《霓裳羽衣》、《献仙音》，道调^[12]《景云乐》、《顺天乐》等。这些大型乐曲常常是由许多乐段构成的首尾俱全、层次繁复的套曲。像法曲《云韶乐》，据《新唐书·礼乐志》记载，演起来就要动用十几种乐器，三百人的舞队，还有歌队。有的大曲长达五十多遍。这样的大型乐曲当然不适合在日常生活、宴饮中演奏，歌楼舞馆更难采用。于是乐工、歌者、文士们便往往摘取其中精萃部分，制成短曲，再配以歌词，单独演唱。有的仍用原名，如《破阵乐》、《薄媚》；有的改称“××子”，如《甘州子》、《破阵子》；有的就所截取的部分称为“歌头”（如改大曲《水调》的曲头部分为《水调歌头》，摘大曲《六州》的曲头部分为《六州歌头》）或将原名稍加变化，另予新名（如姜夔摘取法曲《霓裳羽衣》十二叠中的第七叠，制成词曲，称为《霓裳中序第一》，又如摘取大曲《采莲》的一部分，制为《采莲回》，取大曲《柘枝》的一部分，制为《柘枝引》等）。

据其他乐曲改制为词曲的，如改古琴曲《思友人》为《思远人》、改《醉翁操》曲为《醉翁操》词，他如《虞美人》、《渔父》和《曲玉管》等词均来自唐教坊曲。

（3）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和域外乐曲的袭用或改制。

我们在前面说过，隋唐燕乐调和它的主要演奏乐器琵琶都是从西域一带和我国西北部兄弟民族那里传入中原的，而西北各族文化又与古印度、古伊朗等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许多词调来自那些地方就是很自然的了。

比如《苏幕遮》，原是从今新疆吐鲁番（古高昌）一带传来的“浑脱舞”的舞曲。“浑脱”是“囊袋”的意思。据说跳这种舞时，舞者用油囊装水，互相泼洒，所以唐人又称之为“泼寒胡戏”。表演者为了避免水浇头面，便戴起一种涂了油的帽子，高昌话叫“苏幕遮”的，因此，乐曲就被称为“苏幕遮”。后来，人们为这个舞曲填写歌词，也就叫《苏幕遮》了。

再如《赞普子》、《蕃将子》，看那名称便知道大约是古代藏族的乐曲。唐代吐蕃（bō播）语（藏语）称他们的君长为“赞普”。今存敦煌曲子词里的《赞普子》就是描写吐蕃将领来唐王朝朝拜的。

唐代不少成套的曲子如《破阵乐》、《伊州》等，都源于西北少数民族音乐。由它们的一部分演化而成的词调如《破阵子》、《北庭子》等，当然也应视为西北少数民族曲调。

常见的词调《菩萨蛮》，据唐苏鹗《杜阳杂编》记载：“大中初^[13]，女蛮国贡双龙犀……其国人危髻金冠，璎珞被体^[14]，故谓之‘菩萨蛮’^[15]。当时倡优遂制《菩萨蛮》曲，文士亦往往声其词^[16]。”近人杨宪益考证，女蛮国是古缅甸境内的罗摩国，“菩萨蛮”本是古缅甸乐曲^[17]。果真如此，《菩萨蛮》就应是经过唐代歌者改制的域外乐曲。域外传入的乐曲，今天能够确切指出其渊源的不多了，这是因为它们的传入大多经过我国边疆地区各民族的中介，不少著名的学者如伯希和、林谦三、向达等都曾指出过这一点。

（4）文人创制的乐曲。

五代以后，一些词人本身就是音乐家，著名的如柳永、周邦彦、姜夔等，他们能自制新曲，配以歌词。后来词人据他们创制的曲调填词，便成了一种公认的词调。如柳永的《解连环》，周邦彦的《月下笛》、《忆旧游》、《琐窗寒》，姜夔的《扬州慢》、《暗香》、《疏影》、《长亭怨慢》等。

唐五代有好几个皇帝懂得音乐，他们也曾偶尔创制一些新曲，令乐工演唱。如唐玄宗初得杨玉环（贵妃）时喜作《得宝子》，他还自制过芦管曲《新倾杯乐》（俱见《碧鸡漫志》）。又如常用词调《如梦令》，据宋人记载，是后唐庄宗所制曲，原名《忆仙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