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1750年

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于1750年7月28日晚8点15分左右去世。大约两周后，安娜·玛格达莱娜（Anna Magdalena）要求莱比锡市议会支付她丈夫一个学期的薪水，这是其他已故圣托马斯教堂乐监比如约翰·舍勒（Johann Schelle）及其继任者约翰·库瑙（Johann Kuhnau）的遗孀们此前享受的待遇。安娜于8月15日提交了申请，在月底得到了肯定的答复。然而，这个同意支付薪水的决议其实含有很大水分，因为向来以吝啬闻名的市议会以巴赫当初未能如期入职为由，在薪水里扣除了一定的金额——要知道巴赫已经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27年。最终这笔钱分两次，先后于1750年9月和次年1月发放。根据记载，给安娜·玛格达莱娜发放巴赫两个季度的薪水，是希望她能接受关于教会歌曲即众赞歌康塔塔（Choralkantaten）的提议——把曲谱交给巴赫的继任者约翰·戈特洛布·哈雷尔（Johann Gottlob Harrer），供圣托马斯学校使用。[1]

于是，安娜·玛格达莱娜不得不决定与圣托马斯学校那难以沟通的校长约翰·奥古斯特·埃内斯蒂（Johann August Ernesti）商量出售这些康塔塔的事宜，尽管她手头只有其中1/3而已，因为她只继承到了这么多。[2]实际上，与其说安娜把作品卖给了学校，不如说她满足了学校的强制要求。在音乐家去世以后，家中的经济状况不容乐观。虽然巴赫去世时算不上穷困潦倒，但他的资产，如果可以称得上资产的话，可以说是相当有限，无法保证家里未来的生活稳定而富足。当安娜·玛格达莱娜在1760年2月去世时，她以受救济女性的身份出现在莱比锡的记录簿中，也就是说，她是依靠社会救济生活的。

意大利音乐理论家阿尔贝托·巴索（Alberto Basso）留意到，巴赫去世时，他的家庭核心成员都是女性，这让家庭的经济状况雪上加霜。[3]因为当时女性的社会处境非常艰难，她们收入微薄，而想在城市里做些小的营生或找份低薪的工作来糊口比在农村还要困难——虽然农村的状况也很艰难。在饱受战争摧残、政治和宗教全方位分崩离析的欧洲，农民长期遭受各种灾害，承受着大面积的粮食短缺与疾病的困扰。

巴赫家族生活的图林根，是德国人口最少的地区之一。贫困是那里的常态。安德烈亚斯·格吕菲乌斯（Andreas Gryphius）在他的戏剧和1639年发表的《周日与假日十四行诗集》（Sonn- und Feiertags-Sonette）中那些阴郁惨淡的描绘，都脱胎于现实生活，而这种社会状况在作曲家巴赫的时代也没有太大的改变。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自16世纪以来便局势紧张，所有的遗留矛盾让各类社会问题不断加剧。帝国内部一直存在着皇权一统与地方分裂之间的冲突，公国、主教辖区、自由城市、伯爵领地都有要求主权的趋势，贵族也越来越希望对名下的广阔田产行使主权。在1495年，也就是召开第一次沃尔姆斯帝国议会的那一年，帝国登记册中记录了350多个此类性质的区域。在德国，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风起云涌，直到19世纪后期才实现了政治体系上的统一。三十年战争中尸横遍野，伤亡惨重，而当烽烟散去37年后，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出生了。流行病、不卫生的水井、通过泥管或挖空的树干进行的简陋输水，这些从15世纪以来便困扰着布雷斯劳（今波兰弗罗茨瓦夫）的问题，在战后继续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制革厂的刺鼻气味、河流和沼泽地的污水、无人清理的垃圾堆，以及一塌糊涂的卫生状况并不是过去所独有的问题。

启蒙运动前的几代人，生活无依无靠。当时婴儿的死亡率竟然高达50%左右，这令人触目惊心的数字足以反映当时残破不堪的社会境况。巴赫一家也未能幸免。在他与玛丽亚·芭芭拉（Maria Barbara）所生的7个孩子中，只有3个活了下来，而他与第二任妻子安娜·玛格达莱娜所生的13个孩子中，只有6个活到了成年。如果我们再举个例子，在音乐家们的家庭中，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马兰·马雷（Marin Marais）身上。他与卡特琳·达米库尔（Catherine d’Amicourt）生了19个孩子，其中只有9个不是他们白发人送黑发人；米歇尔-理查德·德拉朗德（Michel-Richard Delalande）的两个女儿都是优秀的歌唱家，在1711年因为感染天花，相隔12天去世，当时她们都不过20出头的年纪。

E. H. 贡布里希（E. H. Gombrich）在他的一本书中提到，随着时间的流逝，历史会为人物打造出一个并不真实的形象，并且长久而荒谬地流传开来。[4]久而久之，某些想象竟然会变成一种传统观念。人们一想到巴赫，就会觉得他这位一家之主，整日沉醉于作曲，在安静的家中深居简出，尽享恬静的音乐盛宴，而当巴赫在1723年到达莱比锡时，便遇见一处发展其音乐艺术的理想天堂。这些想法全都是臆想。现实情况与之截然相反，巴赫不得不去加倍努力，一刻不停地为并不匮乏但也绝不富裕的家庭而辛苦奔波。

我们认同瓦尔特·本雅明的观点，他认为相比日常生活中的不顺，生命的衰颓感留下的印记更为痛苦。[5]这种衰颓感背后是一种现代精神，是一种个人主义的意识。人们被迫去面对新的现实，与两种失落共存：一种来自内心世界的失落，和一种来自外部世界的失落。作为巴洛克晚期的作曲家，巴赫以一种个人化的视角，以无人企及的深刻，用心观照着外在的世界。吉尔·德勒兹评论道，音乐家巴赫观察着周遭的崩塌，见证着世界的巨变。巴赫，一个孤独又怀旧的人，以一种斯宾诺莎的方式凝望着时代，观察着其中各种势力的纷争与角逐。聆听管风琴众赞歌《亚当的堕落使一切腐朽》（Durch Adams Fall ist ganz verderbt，BWV 637）时，人们可以看到一个被驱逐的亚当，他被永远放逐到无限的时间之外，堕落到虚空之中。那螺旋式的半音阶旋律，正如阿尔贝托·巴索所说，象征着蛇的蜿蜒与无常。

[1]《巴赫文献》，第2卷，第621页；西班牙语译本第56页。

[2]C. 沃尔夫（C. Wolff）：《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博学的音乐家》（Johann Sebastian Bach.The Learned Musician），纽约 / 伦敦，2000年；西班牙语译本Johann Sebastian Bach. El músico sabio，巴塞罗那，2002—2003年，第2卷，第240～241页。

[3]阿尔贝托·巴索（Alberto Basso）：《音乐女神：J. S. 巴赫的生活与作品》（Frau Musika.La vita e le opere di J.S.Bach），都灵，1979—1983年；此处引用了该书的1992年再版，第2卷，第204页。巴赫去世时，卡塔琳娜·多萝西娅（Catharina Dorothea）、约翰娜·卡罗琳娜（Johanna Carolina）和雷吉娜·苏珊娜（Regina Susana）还留在家中。伊丽莎白·尤利安娜·弗里德里卡（Elisabeth Juliana Friederica）因为在1749年与约翰·克里斯托夫·阿尔特尼克（Johann Christoph Altnickol）结婚而离开了家，她丈夫是约翰·塞巴斯蒂安的忠实学生，自 1748年以来一直在下维萨担任管风琴师。这对夫妇照顾了有智力障碍的戈特弗里德·海因里希（Gottfried Heinrich）。约翰·克里斯蒂安（Johann Christian）由他的同父异母兄弟卡尔·菲利普·埃马努埃尔（Carl Philipp Emanuel）监护，卡尔10年前开始在波茨坦担任腓特烈大帝的羽管键琴师。威廉·弗里德曼（Wilhelm Friedemann）在哈雷担任管风琴师，工作稳定。

[4]《新视角看经典大师》（New Light on Old Masters），牛津，1986年；西班牙语译本Nuevas visiones de viejos maestros，马德里，1987年。

[5]《德国巴洛克悲剧的起源》（Ursprung des deutschen Trauerspiels），法兰克福，1963年；西班牙语译本El origen del drama barroco alemán，马德里，1990年。请参阅第221～2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