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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当地电视台对昨天的命案进行了报道。练子华和冼庭芳的照片上了电视。加上报纸的宣传和满大街张贴的通缉令，全城市民想必都记住了这两个人的长相。
就连车上收听到的本地电台，也在呼吁广大司机留意这两个人的动向。
下午4点，从火车站传来消息，练、冼二人可能要搭乘火车出逃。
车站失物招领处的工作人员在当天早些时候，收到了一个热心市民交来的红色皮包。包里只有几件衣服和一本存折。为能尽快找到失主，工作人员把包拿到了广播处，根据存折上的户主名字，向在月台和候车室里的乘客进行广播。
驻守在候车室里的便衣民警听到了广播念出的名字，正是命案中三名死者之一的徐万年，马上来到车站广播处，对包里的存折进行核实。名字无误，存取款记录一栏也清晰地显示着，该存折于昨日上午被取走了十二万整。
经询问，失物招领处的工作人员表示，热心市民把包交来的时候，说明了以下情况：包是一个年轻女人在车站的进站口落下的，在她身边还跟着一个头戴帽子的男人。当时人多拥挤，那对男女急急忙忙往候车室里走去。
了解到这些情况以后，胡队长当机立断，先是请示上级，与车站方取得联系，尽量拖延站内列车的出发时间，然后调集大批警力前往火车站，争分夺秒进行搜捕。
大批警力从四面八方，如潮水般涌向火车站，在候车室，月台上以及站台停靠的每辆列车里搜查。
我和小马也来到月台，瞪大了眼睛在旅客之中搜寻。月台上熙熙攘攘，有扛着大包小包的旅客，有兜售商品的小贩，有依依惜别的亲友。这时，隔壁站台有辆列车缓缓停靠，旅客纷纷聚拢在每节车厢门口，争相往列车上挤。忽然我一晃眼，看到其中有一名长发披肩、身着长裙的女子正在登车，她的侧脸与冼庭芳极为相似！
月台之间隔着铁道，我一心急，就想跳下铁轨，直接穿到对面月台。这时小马拉住了我说：“海哥，你要干什么？”
这一拉，我就犹豫了一下，对他说：“跟我来！”
小马跟着我跑上楼梯，穿过站内天桥，又跑下楼梯，来到了对面月台。穿过拥挤的人流，好不容易才挤上了那辆列车。列车里装满了人，有座的，没座的，还有聚集在车厢连接处抽烟的。我俩在过道之间左看右看，视线扫过每一张旅客的脸。
忽然我一抬眼，又看到了那个长发披肩、身着长裙的女子身影。她正背对着我，往车厢深处走去。我马上加快步子，跌跌撞撞地从堵在过道上的旅客中间挤过去。好不容易来到了那名女子身后，我勾住了她的肩膀。她回过头来，花容失色，显然被吓得不轻，瞪大眼睛道：“你干什么？”
不是她，我马上松了手，连声道歉说：“不好意思，我认错人了。”
空欢喜了一场，我跟小马气喘吁吁地下了车。下车以后，看着站台上还在努力排查的警员的身影，我也突然冷静下来，越发觉得事情有些不太对劲。狡猾如练、冼二人，怎会选择在这个全城围捕他俩的当口，冒险来到有警力重兵把守的火车站乘车出逃？
那个红色皮包，真是他俩在逃亡途中匆忙遗落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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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物招领处在售票口一侧，与行李寄存处并排挨着，各自都开了一扇窗口，用以传递物品。行李寄存处堆满了行李，失物招领处则显得空阔许多。阳光透过窗户洒向里面的柜台，一个身材较胖的妇女坐在阴影当中，正在悠闲地嗑着瓜子。下午当那个红色皮包被交到这里来的时候，正是她把包拿去了广播处，利用广播来寻找失主。
“你们平常都会用广播来寻找失主吗？”亮明身份以后，我站在窗外问她。窗开得有点低，所以我得躬着身子。
“怎么可能呢，”她笑了笑说，“广播可不是这么用的。除非遇到紧急情况，否则，广播处也不可能给你播。”
“可为什么那个红色皮包，就动用到了广播呢？”
“因为里面有张一万多块的存折呀！你想想，一万多呀，这还不够紧急的吗？”她瞪大眼睛反问我道。
最近媒体都在热炒“万元户”的概念，对普通老百姓来说，一万多块已经是笔巨款了。如此说来，捡到一本余额过万的存折，确实算得上是紧急情况。
“而且，把包交来的好心人也说了，他看到失主是在进站口丢的包，往候车室的方向走去，说明失主当时是在候车。在这种情况下，利用广播寻找失主，是最方便也最快捷的方式。”
“您工作真是认真负责，既查看了包内的物品，又问清楚了失主的有关情况，然后第一时间拿去广播处寻找失主。如果人人都像您这样有责任心，我们的国家、社会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好。”我特意恭维了她几句。
“哪里哪里，”她谦虚道，“这都是我的本职工作。真正有责任心的人，是那个捡到包的好心人。当时，是他告诉我说，包里有张一万多的存折，弄丢它的人一定特别着急，最好马上把包交给警察，或是利用站内广播通知一下失主。”
“等等，”我突然发现事有蹊跷，“您是说，捡到包的那个好心人，向您提议说可以把包交给警察，或是利用广播来寻找失主？”
“对的，我看他这么热心，想要尽快找到失主，所以就把包拿去了广播处。没想到你们警察听到广播以后，也过来帮忙来了。不知道现在找到失主了没有？”
我根本顾不上回答她的问题，脑海当中被一种强烈的想法占据。
“那个好心人是男的女的？”
“女的呀。”
“多大年纪，长什么样子？”我急促地追问。
“年纪不大，是个年轻姑娘。长相嘛，我没看清楚。她当时撑着把阳伞，戴了副很大的墨镜，就站在你现在的位置跟我说话。你看，这窗子就这么低，到了下午，阳光斜洒进来，那么刺眼，更难看清外面的人了。”
“不过，”她补充道，“那姑娘说话时柔声细气的，普通话也特别标准，不是我们本地人。”
是她，我几乎可以断定，把那个红色皮包交来失物招领处的人，正是冼庭芳自己！
“坏了！”我心里暗道一声不妙，撒腿就往火车站里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