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整体性：时代征候与独立追求

整体性无疑是响彻当代学界最为重要的一个关键词，从20世纪80年代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中国新文学整体观”，到90年代后的洪子诚的“一体化”、王德威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李杨的“没有十七年及文革，何来新时期”，它与我们的研究如影相随，一直不绝如缕地出现。这也可以说是构成当代文学历史化的一个重要前提。如果对当代文学的“整体”与“整体”的当代文学缺乏判断和把握，那么不仅无法历史化，而且极易使之滑向偏至，当然也就谈不上有效的历史化了。樊骏在谈及“史识”应成为衡量史家学术水平和成就的一个“重要依据”时指出：“所谓‘史识’，自然不局限于史家对一些问题逐个地提出怎样的具体见解，更重要的还在于他如何从整体性上认识把握所研究的那段文学的全局，如何梳理历史进程的主要轨迹和线索，如何概括其中的客观规律和如何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等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上所提出、所形成的自己的观点；它不仅用来指导并贯穿于研究的全过程，也体现在所得出的各个结论之中。所以，也可以说更重要的是指隐蔽于具体论点后面的、对有关的历史具有一贯性和普遍意义的基本观念和态度。”[1]这种从“史识”高度来观照和把握整体性，并对其内涵进行全面深刻分析，不仅需要引起重视，而且应成为历史化的一个重要原则，在实践中加以贯彻和实施。

何为整体性？整体性是指对对象进行研究及其历史化所秉持的一种基于整体全局的思维观念和艺术把握的方式，它带有总体性、宏观性、统摄性的特点，并有本雅明所说的凡历史唯物主义都应具有的延续到“当下”的含义。[2]韦勒克、沃伦认为这是“想象世界”高于“经验世界”的伟大之处，因为后者与前者相比，“通常缺少整体性”。[3]是故，所以我们说“整体性”中包含着“当下性”，“整体性”是“当下性”的“整体性”，而“当下性”则是“整体性”的“当下性”。它直接切入，而不是外在于社会现实，与我们当下毫不相干。问题是：今天中国现实的“整体性”，已不是卢卡奇在《小说理论》中所讲的相对简单狭隘、作家们也相当自信能够进行把握的古希腊生活。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面对互联网、高铁时代万花筒般的现代生活，人们在瞠目结舌的同时，日益明显地感到已完全无法理解自己身处的环境。任何的历史化都不能“脱离总体来作片面肯定或否定。无论是肯定或否定，脱离总体历史即成为片面的抽象的论证”。[4]这样情形，导致了整体性书写的艰难，它使今天学者置于比当年狄更斯在《双城记》中所说的旷古以来最纷繁复杂还要更纷繁复杂的时代环境，[5]用什么方法超越自身局限，给予高屋建瓴的把握，的确需要一副如拉什迪所说的“上帝的视觉”。

有论者在谈及整体性时，认为它“不能回避以下的诸种难题：其一是现代人生活世界与意义世界的分裂，古希腊式的自我与世界的同一性分崩离析；其二是世界哲学史上尤其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对于总体性的批判，也即认为差异高于总体的后现代思想的挑战；最后不可回避的是20世纪中国文学曾经拥有的经验教训，宏大叙事如果过于一统，就难免流于僵硬，好在近年来中国当代文学已经显现出宏大叙事文学建构与重构的新的可能性，这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学经验的积累是分不开的”。[6]这样的分析是很精到的，不过还不完全。返回到现当代文学领域被称为“打通”了的“历史现场”，我们就会发现：现有不少的历史化及其整体性研究，往往是通过一个被预设的以五四为基点的“现代文学”来实现的。当代文学所谓的整体性，其实也就是“现代文学”的整体性，严格地说是五四启蒙式的整体性，被纳入这样整体性中的当代文学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有相当一部分已被当作“异质”或“出轨”的东西排斥在视域之外，它自己是不具备主体独立性，只是被看成不重要或价值不高的一种“次级”文学的存在。也就是说，“当代文学”被“现代文学”的整体性取代和覆盖，在相当程度上，充当了“现代文学”整体性的附庸。这样，被整体性了的“现当代文学”（或曰“20世纪中国文学”），就不期然地抹去了当代文学的许多独特的东西，一种无法用启蒙衍生出来的所谓的统一标准的许多独特的东西。

上述种种，就构成了本书所说的整体性研究的前提和背景。显然，这个话题提出的本身，它包含了我们对当代文学学科独立性认同和尊重之意，同时也在客观上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如何营构既涵盖“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同时又超越“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而与传统的近代（古代）文学接轨的更大的整体性的要求。这无疑是一个不小的难题，它使当代文学在获得独立和解放的同时，也对研究者形成了“挑战”。有人在谈及“现代文学”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就曾尖锐地指出，在这一研究领域中，长期以来被奉为圭臬的启蒙“自主的、自足而完整的主体”，“已经变成一种神话，一种幻觉”，[7]它所刻意追求的整体性似乎走到了尽头，那套概念体系已无法描述当下中国社会文化和文学问题了，在相当程度上耗尽了自己的历史能量，失去了历史化解读的能力。如果说这样的反思性的概括不无道理的话，那么面对现代文学研究出现的这种状况，当代文学不仅需要认真反思原先所服膺的概念及其恪守的规则，而且更有必要根据学科实际情况做出合历史合逻辑的调整。某种意义上，这也为被捆绑在现代文学门下，当作附庸的当代文学历史化及其整体性的建构提供了一种契机和新的可能性。

对于这样的难题，有的研究者早在一二十年前就意识到了，并提出了批评。如贺桂梅在反思“20世纪中国文学”为代表的现代性文学史写作范式、充分肯定其意义和价值时，就曾指出它所存在的“以偏概全”的问题。而之所以如此，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论者“忽略了‘当代文学’形成的特定历史语境和文化逻辑，而以‘现代文学’衍生出来的统一‘美学’标准衡量‘当代文学’，因而抹去了‘当代文学’的独特性”。[8]如将“悲剧”作为20世纪文学的美感特征，就难以概括解放区及当代文学“前三十年”呈现出来的“力度”“乐观主义”的文学精神。更不要说王瑶先生对之提出的质疑：“你们讲20世纪为什么不讲殖民帝国的瓦解，第三世界的兴起，不讲（或少讲，或至少从消极方面讲）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俄国与俄国的影响。”[9]这一质疑，蕴含了构成“当代文学”特质的那些基本因素，它只有从文里与文外的“逻辑关联”的角度契入，才有可能给予道出。贺桂梅此文，初刊于《现代中国》第一辑（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后连同《挪用与重构——80年代文学与五四传统》《“现代”·“当代”与“五四”——新文学史写作范式的变迁》《“当代文学”的构造及其合法性依据》等几篇与此有关的文章，收入自己结集的论文集《历史与现实之间》，它超越了单一的现代启蒙立场，写得颇为潇洒大气，显示一位年轻学者的敏锐，曾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这前后，还有王富仁、孔范今、余飘、吴炫、谭桂林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龚鹏程、韩国的全炯俊等不少学者，也都撰文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发表了商榷意见。他们彼此的观点和角度虽有差异，但也都不约而同地将批评的目光，调适到了与文学具有异质同构关系的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尤其是20世纪后半叶中国社会历史的关注上，从这样的立场出发“知人论世”，对当代文学进行历史化。洪子诚虽未撰文参与讨论，只是在二次座谈时极为简约地指出，他们“对20世纪中国文学整体特征的根据基本上是准确的。当然，舍弃了一些不该舍弃的东西。比如，30年代左翼文学就没很好概括进去”。[10]从他后来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材料与注释》来看，无论是观念还是思维、方法等各个方面，的确与之有其较大的区别。这突出表现在1999年推出那部文学史著作，花费很大心力、作为学术亮点的20世纪40年代文学的“转折”（从延安时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而且其所提出并被广泛引用的“将问题‘放回’到‘历史情境’中去审察”[11]，即上面所说的“结构关系”中去审察的学术追求。21世纪在相隔15年左右出版的《问题与方法》《材料与注释》一书，因为摆脱了教科书模式，更是紧贴当代，用类似互文、中性和密密匝匝的史料，从制度、经典、资源、方法及其深层精神思想、心态、人格做细致入微分析的治学风格，这与习见的现代文学研究及其历史化是不一样的。如在谈及周扬“反右”批判冯雪峰、丁玲等人时，通过检查交代等大量原始材料与注释“互证”所构成的特殊文本，事实上将左翼文学阵营从30年代到五六十年代的语境并置起来，在一个更大也更有历史纵深感的整体性视域中对之进行解读。这也说明在经过一段时间实践之后，当代文学历史化开始摆脱了对现代文学的模仿和依赖，有了属于自主独立的学科追求。

请不要误解，我们这样说绝不是宣扬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的“断裂”，而是说不能简单用现代文学来代替当代文学，而应该有自己属性及特点，就像现代文学不能简单照搬古代文学那样。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都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相对于五四以前的传统文学而言），它们彼此关系与古代文学关系是不同的，更何况现代文学有关“民主”“科学”“人的文学”等思想观念，至今仍在当代文学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和影响。这是人人都知道的道理。而且我们也主张，当代文学研究及其历史化唯其时长有限（毕竟只有70年历史）而又与我们处于同构，这在时间上，就更应有布鲁代尔所说的“长时段”至少是“中时段”的整体性意识。这样，它可使我们超越“短时段”带来狭隘的局限，而显得更为宏阔。作为百年文学的两个历史时段，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之间，既有前后相续的连贯性、一致性，又有异态特质清晰的阶段性的呈现。因此，不分时间、场合和前提，将现代文学整体性及其标准无限延伸，是不合适的，也嫌粗疏。何以然呢？又何以所以然呢？因为彼时文学所处的整体大环境变了：在20世纪80年代，当文学还处在浓重的政治氛围中，批评和研究都渴望并参与“拨乱反正”，这时以“启蒙”为旨归的现代文学研究范式对之还相当有效；90年代以后情况则发生了变化，它要求对以往被我们忽略的左翼革命文学及其内含的社会主义经验进行检视，作为重要的“遗产”重新纳入视域，但这恰恰又是现代文学这种范式所无力完成的，是它无力承受之重。因此，这就导致了整体性解读模式的失效。这种失效，在市场化和网络化背景下，其不适和错位就显得更突出了，以至出现如张英进所说的“消失的整体性”的现象。[12]当然，这里所谓的“消失的整体性”，只是一种比喻，它指的是在后现代语境下整体性研究尤其是“重构”整体性之难。但是祸兮福所依，没有“消失”，那有“重构”？即是说，问题的关键，不是现代文学整体性有没有“消失”，而是怎样“重构”与当代中国历史及现实尤其是与新的历史语境相契合？这个整体性，如同艾略特在谈当代性时所说的那样，“不只是一个共时体系代替另一个共时体系，而且也是旧的共时体系在新的共时体系中的积淀”，[13]它应该是动态、与时俱进、具有开阔的视野及将文学与社会历史互文解读的能力。只有这样，当代文学才能构建与现代文学有关但又不尽相同的新的整体性范式，在研究及其历史化过程中获取新的历史动力。

实践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思想文化和学术研究的整体路向的变化，尤其是社会生活新的焦点、征候的进一步凸显，文学研究中的这种强调对外部社会关怀和介入，走出纯文学路子，在中国学界不仅丝毫没有减弱，相反呈现出不断强化的趋势，可以说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出现了社会学/历史学的转向。如2015年第6期《文学评论》刊出的程凯等人的《“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笔谈》，它“强调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历史化和社会史的视野，是对‘内部研究’和形式批评的一种回应”，它“对于理解20世纪中国文学所包含的社会/政治内容，进而对理解20世纪历史本身，不无裨益”。[14]有的学者还引用社会学有关城市贫困群体，包括下岗职工、登记失业人员、被拖欠退休金的退休人员等数量庞大乃至触目惊心的统计数据，从文学社会学角度，批评中国文学界没有把这一“严重的历史”装进自己的历史视野，反而以“脱历史”的方式，在自己设定的现代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并由此及彼对周扬当年在第一次文代会上的报告《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意义，作了不同于80年代的“再次历史化”的思考。[15]与之相似而又不尽相同，是在堪称数量庞大的当代文学批评和研究队伍中，尽管不少学者，基于认知、兴趣和学术耐心及其当下整体现实的迷茫，转而舍大求小，关注局部和个我，或满足于表面上的类型化。但这并非批评和研究的全部，我们也不能由之否定和排斥人们对整体书写的渴望和诉求。必须看到，还有一些人尤其是“50后”“60后”一代学人，在默默地坚守，并获取了不俗的成果。如张清华的论著《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就突破了早期更多以形式技术层面讨论先锋文学的思维理路，着重从先锋文学与启蒙主义/存在主义的内在关系，显示了“宽阔的文化研究视野”，和“作为学院知识分子对20世纪以来中国思想文化史的准确把握”。后来撰写的有关莫言及余华、贾平凹、王安忆、张炜、苏童、格非、食指、海子等作家作品论，也富有意味地将其看成“汉语新文学的一个整体”或“从鲁迅到莫言这样一个谱系”，这样，就“使他的评论能够穿越历史雾霭，发现一个作家和百年中国文学的血肉和情感联系”。[16]

值得一提的是王晓明，他比张清华出道更早，曾在20世纪90年代初与研究生一起，在一篇对谈式的《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文章中提出了“人文精神的失落”问题，[17]已显露超越学科专业界限的开阔视野和深广关怀的人文知识分子的特质。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资本”的介入，“后现代”文化的浸渗和人文精神的重建，王晓明更坚定了“不为时尚所蔽、更不自隔于现实，坚持批判性思考的品格”[18]，把注意力和研究兴趣进而转向“文化批评”的探讨上，如音乐、绘画、雕塑、广告、报纸、杂志、肥皂剧及媒体的娱乐节目等。这使其研究较之早期的比较纯粹而又专精的艺术审美和精神心理，虽不无泛化，但却更为本真地反映和概括了处于转型之际中国社会文化的整体性貌态，为我们提供了被纯文学研究遮蔽或忽略了的另一个空间，包括当代中国都市文化、消费文化和近现代思想史、文化史及知识分子精神史等。后来提出的新意识形态理念及其有关《中国现代思想文选》等编著，已远远超出了纯文学的界限，在事实上可从“革命中国”乃至“社会主义”那里找到思想资源和脉络。自然，对它的评判，也只有放在更大的整体性及其时空范畴才有可能做出。这亦说明，整体性书写在当下虽然很难，但并非无前例可参酌。这关键在于，能否重新焕发思想活力和激发对公共想象。社会文化日趋多元，必将导致当代文学整体性书写越来越多样，它原先隐匿的内部歧见也越来越突出。因而能否及如何处理“文化与文学”“思想与文学”等问题，将再次摆到了我们的面前。对此，我们要有足够清醒的认识。

笔者在十几年前曾经说过，中国的历史像是一条超巨型的浩浩荡荡的长江或黄河，它具有海纳百川的容量和气度。因此，对于当代文学历史叙事，更倾向于整合，而不大赞同非此即彼的“翻案”。[19]当代文学历史化是中国历史化的组成部分，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进行，所以不能因为沾染了浓重的社会政治而将其从这样大格局中剥离出来，做所谓的纯学术研究，这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不能为了体现自己所谓的精英意识和纯文学观念，将当代曾经经历并且在今天还具有浓重社会政治内涵的文学史简单书写成所谓的“自由”或“民间”文学史。如那样，不仅是对历史的遮蔽，同时也是对历史的轻慢，其学术性恐怕就要大打折扣。特别是作为教材传递给学生的知识谱系，可能会产生历史性的偏差。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应该同时也是“中国研究”，至少与之具有密切的关联。如果过于将思维视野拘囿于作家作品，对之作所谓的“纯文学”观照，就会招致研究的封闭与狭隘。刘再复在一次对话中坚持认为：“文学是一种无统治区域，它虽然也积淀着理性，但却没有外在理念、理性的统治，它拒绝任何外在的原则的支配，拒绝‘知识—权力’结构的统治。”据此，他批评福柯懂历史，却不太懂文学。[20]这话似乎说得有点绝对。其实，“历史研究越是深入一个个文学事件的内部，在权力关系与文学形象之间就越是有一种幽暗难以消除。此幽暗不是来自抽象的超越性，而是在历史研究的现场具体地发生。当此之时，最重要的选择是，我们不应只是重申有关文学超越性的教条，而应努力将这种幽暗转化为历史叙述的积极因素”。[21]

当然，这种将“幽暗”转化为“积极因素”的整体性书写，须是以一定的史学素养为根基。而这对拘囿于中文专业学术背景而没有受过史学训练的大多数当代文学学者来说，也许勉为其难。所以我们有必要进行知识结构的扩容和调整。在历史化问题上，那种把所有的问题都归之文学，仅仅从单一的文学视角研究思路，也是需要反思的。而且，我们还要看到，作为历史化的一个重要环节和实践活动，整体性也有一个如何与研究者个体和微观历史相契合的问题。因为，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就实践角度考量，文学研究的整体性是建立在研究个体基础之上，并不惮于向历史的局部、细节乃至差异性开放，它绝不是也不应该将自我封闭起来。这种自我封闭，在过去的“宏大叙事”中也曾有过，它毫无疑问亦是需要反思的。但“反思总体性，（但）并不否定真实与意义的存在；而且，真实与意义并不是以否定总体性的方式居于总体的外部，而是通过对于总体性的否定之否定来把握。这个逻辑超越了多年来制约当代文学发展的二元对立，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总之，它“不是走向以‘自我’为中心，而是走向重建自我与他人的关系”，或者说，“重建一种新的总体性叙述，一种既是‘普遍’的又是‘具体’的总体性”。[22]

需要补充的是，这里所说的整体性（也就是上面引文所说的总体性），应建立在对当代文学学科属性基础之上。这一点，我们在前面讲“当代”与“现代”关系时曾有论述，它涉及整体性研究在“打通”或曰“会通”各学科界限同时带来的“取消属性差异”的局限性问题。众所周知，“断裂性”与“会通性”是迄今为止文学研究及其历史化的两条主要路径：前者，倾向于在时间之流中标记出某个界碑，以确认其文学新质；后者，则体现消解在时间之流中的鲜明转折性，使历史成为一个连续性的整体。以往文学历史化基本遵循“断裂性”思路，以凸显自己更具优先性的新质。而“20世纪中国文学”“中国新文学整体观”和“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没有十七年及文革，何来新时期”以及我们这里所说的整体性，则都属于“弥补断裂”的“会通性”概念。它有自己的优势，在现在的提出，也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但这种会通的暧昧性同样如影随形。像王德威主编的哈佛版的《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将“现代”会通到1635年晚明，从那里起始，一直延续到当代作家韩松所幻想的2066年“火星照耀美国”，在这样自古至今，并通向未来的长度中讲整体性即“会通性”，当然是有“争议”的，它的实践，也“必面临着不断重写的暧昧性”。[23]青年学者陈培浩如上的分析和质疑，是很有道理的。这也昭示我们，整体性固然重要，但它与历史化的任何路径和方法一样，同样也是需要不断反思和调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