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叙述框架与研究思路

基于上述理解和认识，本书将历史化放置20世纪中后期以迄于今风云跌宕的历史语境中，采取古今对话的双向能动解读。“这种对话，包括了对当时文学、批评和我们作为阅读者研究者的知识立场的清理，包括了对这些文学期‘形成史’的反思，同时也包括了对1949至1989年‘当代史’整体性的重新认识。”[43]它不仅是历史性的，同时也是个人化的，与研究者个体的历史认知、文化素养、生活经验甚至创伤性生活经验有关。准确地说，它是宏观宽泛意义上的历史谱系与非常具体个人化阐释的一种结合。因此，它自然也融入了我们对当代文学的一些想法，反映了我们的文学观、历史观和价值取向。

进而论之，本书将70年的当代文学视作一个整体，秉持人文的、历史的、审美的标准，对当代文学研究历史化问题进行专门探讨，以求在“本体”方面有所突破与拓展。具体内容，除“绪论”对当代文学历史化概念内涵、选题意义以及带有全局性意义的历史观问题进行必要梳理外，正文部分拟分如下三大板块，即上中下三编。

上编：历史化的本体构成与知识谱系。首先，论述当代文学研究历史化与“当代历史”之间关系及其嬗变的历程，揭示外部历史不仅成为其背景，而且内化为带有本体特征的血肉肌理，提出关注文学的社会价值建构与社会职责问题。其次，进而厘析历史化过程及其蕴含的整体性、复杂性和及物性的历史品性与时代特质。在此基础上，运用这三分法的分析范式，借鉴谱系学的理论，再对其“三元一体”文学即主流意识形态文学、精英文学、大众文学相关知识谱系进行全面系统的描述。同时还在时空上向现代文学与域外文学纵横两个向度拓展，有一个彼此相互补充、参照和建构的问题，并揭示它与档案制度之间的关系。最后，将目光投向朦胧诗“崛起”讨论、“整体观”主张与实践、大众通俗文学“革命”，以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和茅盾文学奖这二个“国奖”的具体个案，着重探讨历史化的评价机制与评判标准。

中编：历史化的主要路径与研究方法。这是发生学、方法论的一种考察，带有实践操作的色彩，它将历史化要求的历史意识具体细化为以下两个部分：一是分别探讨它在体制规约下如何进行述学体范式、经典化筛选、文学史编纂的三种历史化的路径，涉及自传与回忆录、文案与文案体、作家年谱、文学选本、文学教育、文学编辑、文学史与“前史”、文学史与“后史”等诸多方面和环节，涵盖了文学与史学两个学科，带有较强的史学性质。这也是近些年来当代文学研究在扬弃“以论代（带）史”范式之后呈现的新的特点。二是为了更好地还原历史和体现客观求实的特点，突出强调收集与整理之在历史化中的基础与支撑作用，并对手稿、皮书、内刊、影像、网络以及“抢救”性史料形态及其收集与整理做了全面爬梳和分析。然后，再联系具体实践及相关个案，就如何进行史料甄别与辨析，包括私人性史料和孤证等做了分析。

下编：历史化相关专题探讨。主要针对研究中出现的热点、难点、关节点问题，进行抽样分析。而是不求全，也忌空，通过有关专题问题的考察，在对上述两编进行补充和延展的同时，将其进一步深入。主体内容，由“四个问题”和“一个基础”五方面组成。其中“四个问题”，主要是从历史化与政治及革命、历史化与文学、历史化与批评、历史化与旧体诗词等关系角度展开阐述，涉及历史观、文学性、理论本体、文学批评、文化研究、史诗文体、非虚构文学、网络文学、旧体诗文等问题，从这里契入，探讨历史化的得失及提升发展之道。而“一个基础”，则围绕学者的知识学养，通过学者代际、文学与教育、学者与批评家的比较分析，将历史化由外在的“客体对象”推向内在的“主体自我”，并作深刻的反思。

以上三编，如果说上编主要探讨当代文学历史化“是什么”，对其本体构成与知识谱系进行爬梳和盘整，中编进而分析“怎样历史化”，它在这方面有什么具体的路径与方法，即历史化的实践方式，那么下编则就历史化有关重要问题作专题探讨，寻找提升和突破之道。每编之间，既有相对的独立性，合在一起又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彼此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这就是紧扣历史化的“本体”和“实践”展开，将注意力集中在“何为历史化”和“如何历史化”这样两个维度和方向上，其他所有的考察和分析，包括专题探讨，都围绕着此展开。

本书的难点，在于当代文学历史化是“尚未完成”的一种工作，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对历史对象往往有着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解读。这一点，在“十七年”红色经典历史化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它不仅涉及研究者的判断力，而且也涉及研究者的历史观与价值观。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所讲的历史化是动态的，应自觉循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如此，它才有力量，也有高度、深度、厚度和宽度。而且，历史化也并不意味着、事实上也不可能真的将文学放置到历史那里去，把它与今天正在行进中的社会现实隔开，相反，它恰恰是为更好地理解和反思当下提供一个平台，使其在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视角下，实现对研究对象的合历史合目的的评价和把握。也正因此，历史化不仅需要有深邃的历史意识，而且也要有敏锐的当代性，其实对我们研究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它较之一般的批评或研究，可能更难。这是一项值得我们花费时间和精力去做得很有意义的工作。

历史化虽然尚未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成为确定性的学术圭臬，但随着近些年学科的推进，加之史料意识的自觉趋向，还是得到了颇多学者的认同与积极响应，也获得了学术主流甚至国家层面的重视和支持。就拿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指南》来说，其中就有“新中国文学史料学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料整理与研究”“当代故世作家传记和年谱研究”三个与历史化紧密相关的选题。而新近公布的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指南》上，则直接出现“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化和经典化研究”选题。类似这样的情况，在近些年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研究项目也存在，并呈逐年递增的态势。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和体现了当前研究的新态势。历史化的研究不仅包括对批评史在内的学术史进行梳理，还涉及对于当代作家与作品相关史料的收集、整理与研究。它的展开，对深化当代文学研究及其学科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

大量事实表明，如今的当代文学正处在新一轮的转型的一个节点上。我们只有顺应社会文化和学术发展的需要，放长眼光，充分借鉴和吸纳理论、批评等思维，方能在整体互动中有效地推进和提升其层次、境界与水平。显然，这里所说的“整体互动”，是指历史化（包含史料研治）与理论、批评之间的互融互证、互读互释、相互促进、相互激发。“文学理论如果不植根于具体文学作品的研究是不可能的。文学的准则、范畴和技巧都不能‘凭空’产生。可是，反过来说，没有一套课题、一系列概念、一些可资参考的论点和一些抽象的概括，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编写也是无法进行的。”[44]笔者赞同上述有关文学史、文学批评、文学理论互为关联、互动对话的观点，并将其作为自己研究的平台和基础。总之，本书所说的历史化，是开放性和包容性的一个概念，它包含了对传统文献学局限性与当下浮化虚化批评局限性的双重反思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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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唐弢：《当代文学不宜写史》，《文汇报》1985年10月29日；施蛰存：《当代事，不成“史”》，《文汇报》1985年12月2日。

[2] 孟繁华、程光炜：《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3]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前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4] 王尧：《作为文学史研究过程的“历史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年第5期。

[5] 参见颜水生《论当代“历史化”思潮及其反思》，《南方文坛》2011年第2期。

[6] 参见颜水生《论当代“历史化”思潮及其反思》，《南方文坛》2011年第2期。

[7] 参见泓峻《“去历史化”写作的负面影响》，《文艺报》2015年2月4日；李德南《从去历史化、非历史化到重新历史化——新世纪小说叙事的实践与想象》，《新文学评论》2012年第4期。

[8]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王逄振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页。

[9] [美]弗雷德里克·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陈清侨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7页。

[10] [英]特里·伊格尔顿：《我们必须永远历史化吗？》，许娇娜译，《外国文学研究》2008年第6期。

[11] [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28页。

[12] 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9—22页。

[13] 陈晓明：《个人记忆与历史的客观化》，《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3期。

[14] 程光炜、杨庆祥：《文学、历史和方法——程光炜访谈录》，载程光炜《当代文学的“历史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31、226页。

[15] 引自杨晓帆、虞金星《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研讨会纪要》，《文艺争鸣》2010年第1期。

[16] 程光炜：《当代文学的“历史化”》总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17] 程光炜、魏华莹：《在“当代”与“历史”之间——程光炜教授访谈》，《学术月刊》2013年第7期。

[18] [捷]米兰·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孟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页。

[19] 参考白烨《现实人生的多点透视——盘点2015年的长篇小说》，《中国图书评论》2016年第4期。需要说明：近些年来长篇小说的“年产量”到底是多少，并无十分准确的说法。白烨在此文中说，他所说的2015年5000多部长篇小说的数据，是“从国家新闻出版有关部门得到的”，他认为“长篇小说的年产量在5000部以上，当是现在创作与生产的一个基本规模”。白烨作为长期主持《中国文情报告》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这样的数据及判断，应该说是可信的。

[20] 程光炜、杨庆祥：《文学、历史和方法——程光炜访谈录》，载程光炜《当代文学的“历史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30页。

[21] 解志熙：《“古典化”与“平常心”——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若干断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年第1期。

[22] 王尧：《“关联研究”与当代文学史论述》，《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5期。

[23] 李美皆：《“晚年丁玲”与青年作家》，《文学报》2015年9月10日。

[24] 张清华：《在历史化与当代性之间——关于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状况的思考》，《文艺研究》2009年第12期。

[25] 张清华：《在历史化与当代性之间——关于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状况的思考》，《文艺研究》2009年第12期。

[26] 要求加快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三个体系建设，参见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27] 陈平原：《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71—72页。

[28] 程光炜：《当代文学学科的认同与分歧反思》，《文艺研究》2007年第5期。

[29] 转引自南帆等《文学的意义与能量》，载周云龙主编《圆桌》2015年春夏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34页。

[30] 参考王红梅《国外学科发展动态及机制保障》（《光明日报》2020年8月11日），并根据王文提供的线索，对NCES公布的“学科专业分类目录2020版”中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数据做了检索和统计。

[31] 参考2018年教育部颁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国家标准化管委会2009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标准学科目录》；1997年国务院公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有必要说明：美国的学科命名和范围与中国不能完全一一对应，这里所说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有关数据，暂按照国内现行的“专业或学科目录”中的文史哲三大类所包含的学科进行统计，其中包含了宗教学和传播学，不包含性别、地域研究等。

[32] 陈剑晖：《当代文学学科建构与文学史写作》，《文学评论》2018年第4期。

[33] 程光炜、夏天：《当代作家的史料与年谱问题——程光炜先生访谈录》，《新文学评论》2018年第1期。

[34] 参见洪子诚《近年来的当代文学史研究》，《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

[35] 王尧：《作为文学史研究过程的“历史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年第5期。

[36] 程光炜：《“四次文代会”与1979年的多重接受》，《花城》2008年第1期。

[37] 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62页。

[38] 杨义：《20世纪文学全史论纲》（中），《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7期。

[39] 杨义：《20世纪文学全史论纲》（中），《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7期。

[40] 刘登翰：《华文文学理论建设的几个问题》，《文艺报》2019年7月26日。

[41] 参见史书美、赵娟《反离散：华语语系作为文化生产的场域》，《华文文学》2011年第6期。

[42]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19页。

[43] 杨晓帆、虞金星：《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研讨会纪要》，《文艺争鸣》2010年第1期。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该“纪要”所说的“当代史”整体性，就时间而论，当然就不只是1949—1989年的这40年，而是1949年至现在的70年，它是70年为一体的整体性。

[44] [美]雷·韦勒克、奥·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