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选题价值

（一）诗社的定义和社诗总集的范围

诗社，作为诗歌创作的活动载体，是在吟咏、唱和、集会等形式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文学现象。诗社研究对于诗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清代，作为诗人结社最兴盛的朝代，既是诗社发展的定型时期，也是诗社演变的最终阶段。笔者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结社时间在清朝统治期间（1644—1911）的诗社，也涉及起结于明末、活跃于清初的诗社，以及集会活动从清末延至民国的一些诗社。按主要创作体裁划分，清代还有词社、文社、曲社等，有时也进行诗歌创作，其集会及作品也有可能进入笔者的研究范围。

诗社，在清代通常叫作某诗社、某吟社或某社等。诗课，是具有习课性质的诗歌创作活动，其主体可以是一人或多人。多人参与的诗课，往往具备明确的社名或自觉的结社意识，与诗社大致无异，也可纳入研究范围。至于不具群体性、约定性的一般诗课，笔者将不作深入探讨。关于诗社的基本概念，笔者在已出版的《清代诗社初探》作过讨论[1]。

朱则杰先生在《清诗考证续编》第二辑第四篇《王士祯“红桥修禊”考辨》引言中，谈及结社、集会、唱和三者之关系：“诗人结社、集会、唱和，三者既有可能相互重合，也有可能相对独立。顺序而言，结社必有集会（个别特例另论），集会必有唱和（无唱和的集会不论），这是相互重合。而倒过来说，唱和不一定都要集会，集会也不一定都是结社，这就是相对独立。”[2]集会是诗社研究中的一个基本概念。诗社由历次集会构成，诗歌创作主要通过集会活动得以实现（部分作品在集会后完成）。从诗社的源头看，集会是结社的前身，两者在具体模式上一脉相承，如流觞曲水、吟诗作赋等。因此，清以前的一些集会唱和，对于清代诗社研究也有参考意义。清代，集会如“红桥修禊”，唱和如“秋柳唱和”，由诗坛领袖王士祯所倡导，后世影响深远，被视作结社。王士祯反复提到“秋柳社”，如《古夫于亭杂录》卷四“顺治丁酉，余在济南明湖倡‘秋柳社’，南北和者至数百人，广陵闺秀李季娴、王潞卿亦有和作”[3]，附于吴渭“月泉吟社”之后。另有多处记载涉及该社：

丁酉秋试，与不肖举“秋柳社”于明湖，赋诗倡和，播在人口。[4]

顺治丁酉秋，予客济南，时正秋赋，诸名士云集明湖。一日会饮水面亭，亭下杨柳十余株，披拂水际，绰约近人，叶始微黄，乍染秋色，若有摇落之态。予怅然有感，赋诗四章，一时和者数十人。又三年，予至广陵，则四诗流传已久，大江南北和者益众。于是“秋柳社”诗，为艺苑口实矣。……又二十余年，居京师，及门赵生于兰携其尊人君孚先生《菜根堂诗》卷过予，曰：“先子固秋柳社中人也。”[5]

丁酉秋，倡“秋柳社”于明湖，（即大明湖，亦名濯缨湖，又名莲子湖。）二东名士，如东武邱（石常）海石、清源柳（焘）公窿、任城杨（通久）圣宜兄弟、益都孙（宝侗）仲孺辈咸集，予首倡四诗，社中诸子暨四方名流和者不减数百家。[6]

后人多沿用王士祯的说法，以诗社称之。又如山东淄川人王培荀《乡园忆旧录》卷四将“红桥修禊”“秋柳唱和”作为南北社事的标志：“‘红桥诗社’与‘秋柳诗社’南北辉映，永为骚坛故事矣！”[7]王培荀称“秋柳社”继承明末“复社”而来，是山东新城社事的代表，当时还有王士禄、王士禧所倡“晓社”，以及“因社”[8]。“秋柳社”采取同题唱和的结社方式，与“月泉吟社”亦有共同点。

关于诗社的界定，笔者倾向于：第一，诗人群体以结社自称，包括不具社名的情况，以及部分诗会、诗课；第二，诗人群体编有社诗总集，包括部分社诗合刻。符合其中一条，便可看作诗人结社。

社诗总集，简称“社集”，是诗人结社唱和所得总集。社集是作者群体较紧密、创作风格较接近的一类总集。社诗作品的筛选、评定，也能够反映一个诗社的思想宗旨与诗学审美。古代社诗总集的数量远少于一般唱和总集，存有社诗总集的诗社也只是社事一隅。因此，社诗总集是珍贵的诗社研究资料，可谓吉光片羽。清代社诗总集的编选和刊刻，已成为诗人群体结社之后的共同追求，也是清人会社文化在文学层面的表现。在清代结社史上，诗社发展的状态和趋势受到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社诗总集行世和诗社的重要程度并非完全相关，著名诗社也有可能以结社事迹闻名而非文学作品。然而，就后世学术研究而言，文本能在一定程度上调整文学社群的传统格局，推进诗社的文学价值重估。

“诗社”概念的模糊性，影响“社诗总集”的界定工作。清人的“诗社”概念比较宽泛，很多诗会、诗课都在社事的范畴之内，并非“有规律的集会活动”才能称作结社。如“香山小榄乡菊花会”采取命题征诗的方式，并无集会规律可循，宏观而言，这是广东香山在清代历史上的第四次菊会，但诗人群体已迥然不同。又如“容山鹏贤诗社”，诗卷超过三千份，诗篇共计两万多，也是典型的征诗模式，而非集会赋诗。更有甚者，不以集会作为依托，如“兰社”成员林滋秀和华文漪、鲍台只有神交，从未晤面。这些现象都属于诗人结社，相关的《香山榄溪菊会诗集》《容山鹏贤诗社汇草》《兰社诗略》，也毫无疑问都是社诗总集。

唱和总集是否属于社诗总集，也应参考诗人群体是否以结社自视，或后人是否以结社视之。如胡凤丹所编《皖江同声集》《鄂渚同声集》被称作社刻，而后来的《榕城同声集》却没有显示明确的结社或集会特征。笔者将三地同声集作为同声唱和现象研究，但不把《榕城同声集》纳入社集目录。又如许应鑅《清华唱和集》，共赋吴中薇院绿牡丹，与《莳兰堂诗社汇选》的唱和方式类似，将《清华唱和集》看作社诗总集或唱和总集皆可。一些唱和总集没有具体社名，但提到同人唱和受到以前社事的影响，或者按照社诗总集的体例编排内容，在某种程度上也可看作社集。

诗集合刻是否属于社诗总集，也应遵循事实依据。如《吴中女士诗钞》《凝香阁合集》《榄山花溪诗钞初集》，三个诗人群体都举行集会，并通过唱和作品表现出来。而《碧城仙馆女弟子诗》，作者包括浙江、江苏、上海等地的女诗人，也许与编者陈文述及其家眷有所交游，但缺乏共同集会的便利条件。又如《宛上同人集》，强溱序文明确提到道光六年丙戌（1826）在安徽宣城结有诗会。该总集包含十部诗集，作者和诗会成员并不完全等同，但终究以结社唱和为缘起，视作社诗总集也未尝不可。《兰社诗略》也是六名闽浙诗人的社诗合刻。

（二）清代诗社研究对于清诗研究的意义

清代诗社研究是清诗研究的一大分支。清诗研究，一般从诗人或诗集入手，结合社会历史背景，多角度分析作品的文学价值与作家的文学史地位，也涉及交游唱和、结社集会等。宏观而言，集会、唱和是清代诗社的两条主线，社诗总集、结社主体和结社方式则构成清代诗社研究的三个重点。笔者试图摆脱清代诗社个案研究和单一区域研究的局限，综合研究清代诗社的构成要素，关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尊重清代社事的历史真实，具有整体性、系统性。结社集会，作为诗歌创作的一种途径，丰富了清诗的数量和风格，而集体创作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也提升了作品的艺术水准。以社存诗、以诗证史，是清代诗社对清诗的巨大贡献。清代诗社研究对于清诗研究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从创作主体出发，清代诗社研究实质上也是诗人群体研究。诗社研究，涉及起止时间、集会活动、创作倾向等。把握这些要点，必须着眼于结社的诗人群体。共同的时代背景、地理环境或亲友关系，是诗社创立的前提，进而形成固定的诗人群体及规律的集会时间。同一诗社的成员，秉承同社之宗旨，遵循同社之约定，在诗歌创作上也表现出某些审美共性。诗社领袖或核心社员的诗学主张也在引导集体创作，使之呈现出相近的诗风。诗人在社中的地位，往往由年龄、官职等决定。一些诗社走向分裂或衰败，与社员在政治、文学等方面的分歧不无关系。仕途情形、身体状况等，通常是社员脱离诗社的直接原因；领袖的离开有可能造成一个诗社的迅速没落。总之，诗人群体的共识或结社宗旨，是维系诗社的重要基础。

可以说，诗社之间的差别，就是诗人群体之间的差别。诗社是诗人群体研究的切入点。诗社在结社模式、创作手法等方面的差异，也代表了诗人群体的不同特征。诗社能够反映特定时代诗人群体的思想变化与人生选择。无论是诗人群体衍生诗社，还是诗社巩固诗人群体，都说明了两者之间的紧密关系。

在清代结社史上，诗人并称群体结社的现象颇值得关注。笔者将专门讨论遗民诗社及其诗人并称群体、耆老会及其诗人并称群体，进而探究清代诗人并称群体结社背后的原因。例如乾隆五十九年甲寅（1794），应让、吴朴、鲍文逵、顾鹤庆、王豫、钱之鼎、张学仁七位丹徒诗人结诗课，始称“京江七子”。随着顾鹤庆北上，张学仁赴越，鲍文逵入都，诗课无奈解散。十多年后，诸子逐渐归里，复结诗课。嘉庆十八年癸酉（1813）至十九年甲申（1814），社事最盛。“京江七子”前后两次结社，是并称群体结社的典型。嗣后，该地又有“京江中七子”“京江后七子”。可见，诗人并称群体的形成，与地方文学的传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第二，立足于创作文本，清代诗社与地方文学的发展具有一致性。诗社能够影响诗歌流派的形成，如明末清初侯方域所倡“雪苑社”，既致力于古文创作，同时也不偏废诗歌，促进了“雪苑诗派”在中州诗坛的兴起。黄玉琰先生《论明末清初雪苑诗派的形成》一文也谈及“雪苑社”与“雪苑诗派”的关系[9]。诗社和诗派都以相同的地域文学及文化为基础，但诗派的影响不会随着社事的结束而终止。又如《鸳水联吟》，李宗昉序言记载：“岁辛丑，嘉善钱生埙携子宝青应礼部试，来京师，手一编，请序。乃秋洤于子所编《鸳水联吟诗》也。开编卒读，不禁狂喜。其山川城郭，不啻温故而知新；所咏鸟兽草木诸什，居然补采风所遗而备见闻所不及；农桑风俗，又曩此轩经过、目睹而耳熟之者。同社诸君，抒情发咏，各擅工妙，宛似万卷纷披、烛花烂漫。时人则云龙之侣、鸥鹭之盟，皆一时俊杰士。”[10]这部总集收录了二十次集会的诗歌，作者多达一百余人，来自嘉兴、秀水、海盐、德清、归安、平湖、嘉善、吴江和桐乡等地。学者对“鸳社”的基本情况已做过研究[11]。根据李序，该社描绘了嘉兴一带的山川城郭、鸟兽草木、农桑风俗等，展现了当地的风土人情，颇有鸳水竹枝词的功能。“鸳社”可谓道光时期的秀水一派：不论是否受到浙派的影响，其社员之众多、风格之明显，都难以磨灭地域文化的深刻痕迹；不论是否追求诗格的突破与诗境的新变，都无法掩盖地域文学的独特色调。

地缘是诗人结社的重要因素，同邑也是社员之间最普遍的关系。即使是没有举行集会的“兰社”，由闽浙一带的诗人构成，彼此在地理上也具有亲近感。社名取自集会地点，正体现了生活环境及地域文化对诗人结社的直接影响。以书斋命名，如胡涛古欢书屋之“古欢吟会”、曾元基听琴别馆之“消寒会”、汪远孙书屋之“东轩吟社”、欧景辰红犀馆之“红犀馆诗课”、徐元章小桃源室之“小桃源联吟社”、吴兆麟铁花山馆之“铁花吟社”等；以山水命名，如“鸳水联吟社”“红梨社”“碧湖吟社”等。郭麐《红梨社诗钞序》记载：“今年以诗一帙，名《红梨社诗钞》，述诸君之意，请为之序。展阅一遍，则皆舜湖诸同人，及其邻近之士，游宴翕集，拈题赋韵，或咏古，或即目，寓贤过客，与者即著于录，得诗词如干首。”[12]可见，“红梨社”的主要成员是舜湖同邑及邻近诗人，寓贤过客不时与会。舜湖风俗之美，在“红梨社”及其诗人群体身上也有体现。嘉庆二十一年丙子（1816）至二十四年己卯（1819），无锡华文彬、华文模兄弟和张立本等人结“二柳村庄吟社”，选有社诗总集。张立本序言记载：“余自掌铎梁溪以来，即与华氏伯雅、仲修诸昆季相识。其所居鹅湖之二柳村庄，僻静无尘市喧，宜乎花晨月夕吟咏其中，萧然有物外意也。”[13]该社以无锡华氏诗人为主，张立本寓居此地。正是同邑的缘故，诗社得以持续三年之久。又，《北麓诗课》张作楠序道：

乾隆戊申、己酉间，曹珩圃师（开泰）与邑人方警斋（国泰）、方海槎（元鹍）、邵勿斋（声芳）及方醴泉（应凤）、玉海（应麟）兄弟结“北麓诗课”。越三年，余与珩圃师从子立人（位）、陈慎斋（仁言）、金月林（萼梅）与焉。嘉庆己未后，曹谨斋（寅）、冯羊山（慎中）及舍弟舫斋（作楫）、族子砚山（允提）复与焉。分题刻烛，极一时文酒之盛。余与羊山各录得课草藏之。年来，或老，或病，或死，或宦游四方，风流云散，付之一梦矣。今春舫斋来娄东，校刻珩圃师遗集成，拟并辑课草，适羊山携藏本来，因合二本，编为四卷。昔浦江吴清翁结“月泉吟社”，偶然聚首，而罗公福辈《田园杂兴诗》尚传诵至今，况同人唱和，时越十年，诗成巨册，又何忍听其沉埋蠹腹？惟清翁当日力能合数郡之人，今仅及同邑。同邑同时能诗者不少，课中仅十四人，即十四人大半有专集，晚年定本或较胜此编。今只就箧中所有编次，盖意在志一时聚散之迹，故依陆鲁望编《松陵集》、杨大年编《西昆酬唱集》例，并录拙作，非敢效芮挺章《国秀集》之颦也。[14]

乾隆五十三年戊申（1788）、五十四年己酉（1789），六名金华诗人创立“北麓诗课”，三年后又增至十人，嘉庆四年己未（1799）以后，共得十四人。社员包括曹开泰、方国泰、方元鹍、邵声芳、方应凤、方应麟、张作楠、曹位、陈仁言、金萼梅、曹寅、冯慎中、张作楫和张允提，无一例外都是同邑诗人。根据“时越十年，诗成巨册”等说法，可知该社持续时间很长。随着时间的推移，诗人们陆续衰老、患病、死亡，社事遭到终结。除了身体状况，社员“宦游四方”也是导致“北麓诗课”零落的原因。可见，诗课长期有序进行，依赖于同邑同乡这个前提，而迁移现象自然造成诗人群体的解散。

寓居的他乡诗人，或融入当地诗坛，或继续和乡人保持往来。以京城为例，结社集会的诗人群体主要是同年（或同僚）和同乡两类。胡凤丹所编《皖江同声集》《鄂渚同声集》[15]，主要也是旅居或任职安徽、湖北的诗友。这些同声集的刊行，推动了皖江、鄂渚等地方诗派的形成。一地之诗坛领袖，通过结社的方式，传播诗学主张、建立诗歌理论，为诗派的形成奠定基础；一地之唱和传统，到了清代，引发新的结社风潮，为诗派的发展倾注活力。也有一些诗人突破地域限制，广招才士名流，如毛晋的交游对象既有冯班、冯武等常熟诗人，也有外地名家。卢綋《隐湖倡和诗序》记载：“当夫人之各处一方，或远而数百里，或远而数千里，原在两不相知之地。其初何以召之使来，其终何以投之使合，盖莫不以言为先资。言为心声，气之所至，言亦至焉。……阅其诗之倡和者，悉皆名隽，方信子晋所感之最深，而所招之最广，诚不愧朋友一伦。”[16]卢序也能说明，召集朋友进行诗歌唱和原本就受地域限制。

父子、兄弟之间集会唱和所形成的家族诗社，既有地缘基础，又有亲属关系，因此相对排外。女诗人结社，一般发生于家族或同门内部，集会空间范围较小，更不可能实现多种地域文化的交融。社事繁荣的地方，对不同文化的包容程度也相对较高，比如北京、江苏、浙江等地。辗转四方的诗家，在题材、情感和思想等方面得到深广的拓展之后，更具备主持坛坫、提唱风雅的资格。北京宣南诗社的集会活动被各地争相模仿，东部的结社风气带至西南，关键在于诗人的流动。地域是结社主体的一种标签，深刻影响着集会动向和创作形态。

清代诗社，既是独立的文学现象，又和诗人群体、地方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如何定位至关重要。一方面，清代诗社研究是清诗研究的子领域，应避免成为诗人研究的附属，需重新审视其学术价值。另一方面，清代诗社研究应关注结社主体及其诗歌创作。社诗总集是诗社研究的文本，也是总集的重要类别。近年的明清诗社研究，逐渐从结社现象转向社诗作品。这种转变迎合了古典文学研究的基本要求，即回归文本。清代社诗总集的形态和内容之差别，展现了诗人群体的创作在不同时段的特征，是后人把握清诗风采的途径之一。诗社自身的创立、发展、演变和衰亡，不同时空的诗社相互唱和，都为清诗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以诗社为单位观照清诗史，应是翔实可信的新诗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