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小说之勃兴是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上最令人瞩目的史实。时人曾饱含激情地感慨：“咄！20世纪之中心点，有一大怪物焉：不胫而走，不翼而飞，不叩而鸣；刺人脑球，惊人眼帘，畅人意界，增人智力；忽而庄，忽而谐，忽而歌，忽而哭，忽而激，忽而劝，忽而讽，忽而嘲；郁郁葱葱，兀兀矻矻；热度骤跻极点，电光万丈，魔力千钧，有无量不可思议之大势力，于文学界中放一异彩，标一特色，此何物欤？则小说是。自小说之名词出现，而膨胀东西剧烈之风潮，握揽古今利害之界线者，唯此小说；影响世界普通之好尚，变迁民族运动之方针者，亦唯此小说。”[1]可见，小说在20世纪初中国文坛的影响力之大。正是在此背景下，中国近代小说流派经先觉者如梁启超等人的积极倡导、充分接受与糅合中外小说优秀传统、众多作家的积极参与而逐渐形成，呈现出中国小说史上从未有过的繁荣局面。

本书以中国近代文学史上产生较大影响、具有较多代表性文本且学界有定论的小说流派为研究对象。这些小说流派有谴责小说、公案小说、侠义小说、武侠小说、言情小说、侦探小说、科学小说、翻新小说、历史小说等，其存在早引起研究者的关注，部分学者通过点评、序跋等方式对其进行评论。最初的评点、序跋等多是对单个文本的评价，虽成为流派研究的基础，但还不是真正的流派研究。至20世纪20—30年代，胡适、鲁迅、陈子展、阿英等人的论著关注到其中影响较大的小说流派，于各自文章里尝试进行小说类型建构。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3）曾论及侠义公案小说和谴责小说，但侧重小说评介，流派特征的概括缺失；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1925）从文学内部、社会环境等方面论述了狭邪小说、侠义公案小说、谴责小说的成因，并阐释其历史渊源、文学地位。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1929）则重点论述了谴责小说、政治小说和言情小说的特征。1937年，阿英的《晚清小说史》出版，一方面多角度论述小说繁荣的原因，一方面从题材角度阐释谴责、狭邪、言情、翻新、革命诸流派。此期研究存在研究视野相对狭窄、特征概括不尽恰切等不足。

20世纪40—70年代，受时代思潮和意识形态影响，对近代小说流派的研究聚焦于谴责小说等少数流派。北京大学的《中国文学史》(1959)强调其价值在于“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复旦大学的《中国近代文学史稿》(1960）强调其表现手法具有过渡性，并批判了狭邪小说、公案小说、侠义侠义和鸳鸯蝴蝶派小说。北京大学的《中国小说史稿》(1973)更具代表性，该书分别“批判”侠义公案小说和狭邪小说，剖析谴责小说和革命小说。此期，小说流派研究服从政治运动的需要，意识形态的强力干预导致其学术内涵大减。

20世纪80年代以降，中国近代小说研究进入繁荣期。台湾学者林瑞明的专著《晚清谴责小说的历史意义》(1980)，从作者生活与成书过程、作者对国事的态度、小说反映的社会现实等方面切入，并结合史实对谴责小说进行了扎实的研究。任访秋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学史》(1988）以史为背景，专章论述了公案侠义、狭邪、谴责、鸳鸯蝴蝶、历史、革命等小说流派，侧重内蕴阐释；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1988)则对其“形式特征的演变”进行剖析，论及谴责小说、新小说、侦探小说、言情小说等小说流派。关爱和的《悲壮的沉落》(1992）以文学思潮的嬗变考察侠义小说、狭邪小说等流派；袁进的《鸳鸯蝴蝶派》(1994)论述研究对象源流时，论及狭邪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等流派。美籍华人学者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1997）剖析晚清小说的“现代性”内蕴，提出了新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论及狎邪小说、科幻小说、公案小说等流派；欧阳健则重写《晚清文学史》(1997)，以作家为主，论及新小说等流派。刘扬体的《流变中的流派——“鸳鸯蝴蝶派”新论》(1997）论述鸳鸯蝴蝶派的成因、特征与代表作家，并论及侦探小说、武侠小说流派；汤哲声的《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流变史》(1999）分别论述清末民初的言情小说、社会小说、侦探小说和武侠小说四大流派。

进入21世纪，研究者的视野更加开阔。范伯群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2000）将近代小说分为社会言情、武侠党会、历史演义等几大板块论述；栾梅健的《前工业文明与中国文学》(2000）从传媒、读者等角度解析近代小说，令人耳目一新；武润婷的《中国近代小说演变史》(2000）试图从小说演变的视角勾勒近代小说的发展历程。郭延礼的《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2001）侧重考察近代小说流派的历时性特征；裴效维、牛仰山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近代文学研究》(2001）总结了20世纪侠义公案小说、狭邪小说、谴责小说、鸳鸯蝴蝶派的研究成果。谢庆立的《中国近现代通俗社会言情小说史》(2002）阐释了狭邪小说、鸳鸯蝴蝶派小说的独特价值；栾梅健的《纯与俗的变奏》(2006）论述谴责小说、狭邪小说、科幻小说、言情小说的优长与不足；范伯群的《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2007）以期刊研究为背景，论及言情、武侠、侦探等小说流派；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册（2010）论及狭邪小说、谴责小说、言情小说、历史小说等流派。此外，一些专著对于特定小说流派的研究也值得关注。如台湾学者赵孝萱的《鸳鸯蝴蝶派新论》（2004)、佘小杰的《中国现代社会言情小说研究》(2004)、侯运华的《晚清狭邪小说新论》(2005)、苗怀朋：《中国古代公案小说史论》(2005)、刘铁群的《现代都市未成型时期的市民文学》(2008)、朱志荣的《中国现代通俗文学艺术论》(2009)、付建舟的《近现代转型期中国文学论稿》(2011)、蔡之国的《晚清谴责小说传播研究》(2012)、胡安定的《多重文化空间中的鸳鸯蝴蝶派研究》(2013）等。不少未刊博士论文也以近代小说流派为研究对象，如朱国昌的《晚清狭邪小说与都市叙述》(2008)，范正群的《清代侠义公案叙述研究》(2009)、李世新的《中国侦探小说及其比较研究》(2002)、吴泽泉的《暧昧的现代性追求》(2007）研究翻新小说、王卫英的《重塑民族想象的翅膀》(2006)研究科学小说、刘春水的《沉重与恣意的书写：谴责、暴露及其他》(2007）研究谴责小说等也各有特色。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近代小说流派研究，一方面呈现视角多元化，大文学理念的引入带来了丰硕的成果；另一方面没有整体研究近代小说流派的专著，已有的关涉近代小说流派的专著，也存在个案研究多、综合研究少，或侧重社会内涵、忽视本体特征与流派效应等不足。惟其如此，说明中国近代小说流派研究存在着继续拓展的空间和深化研究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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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陶祐曾：《论小说之势力及其影响》，《游戏世界》1907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