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庙碑

随着统治者祭孔活动的制度化和常规化，社会各界越来越重视对孔庙、启圣林庙、颜庙、周公庙等修建，故留下了众多的庙碑，记述了主持者、出资人及修建始末，同时也记述了对孔子、颜回、周公等圣贤的评价与赞誉，还有对主事者的表彰。

魏文帝曹丕于黄初二年（221）曾下诏“令鲁郡修起旧庙，置百户吏卒以守卫之”[36]。之后，晋、隋、唐、宋、元几朝，孔庙的增修、扩建从无间断，而且规模越来越大。例如，孔庙曾毁于金季之乱，济宁守臣按檀不花首出钱万缗，众人踊跃相助，元成宗大德五年（1301）《重建至圣文宣王庙碑》[37]就记载了此次孔庙重修始末：“经始于大德二年之春，属岁祲中止，蒇事于五年之秋，不期年而告成。”撰文者高度赞誉孔子：“圣人之功，与天比隆。”明、清两朝更是重视对孔庙的增修与扩建，孔庙的规模史无前例。明成化四年（1468）重修孔庙，明宪宗朱见深在《重修孔子庙碑》[38]（见图2-2）中高度赞颂孔子及其儒家学说：“朕惟孔子之道，天下不可一日无焉。何也？有孔子之道，则纲常正而伦理明，万物各得其所矣。不然则异端横起，邪说纷作。纲常何自而正？伦理何自而明？天下万物又岂能各得其所哉？”清康熙帝在位期间曾躬诣阙里，目睹孔庙“多历年所，丹雘改色，榱桷渐圮”，于是，“特发内帑，专官往董其役，鸠工庀材，重加葺治”，康熙二十二年（1683）《御制重修阙里孔子庙碑》[39]就记载了此次重修经过。

启圣林是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及母亲颜征在的墓地。叔梁纥在宋代被封为“齐国公”，在元代又被封为“启圣王”，故称其葬地为“启圣林”。元世祖至元二年（1265），泗水县达鲁花赤脱脱、县尹王郁、主簿吴备、曲阜县尹孔克钦，顾觅夫匠，修理启圣林，《修理曲阜启圣林庙碑》[40]记载了该次修葺过程。清代开国后，对孔子及其先公的尊崇更是超过了以往皇朝，对启圣林修理亦不遗余力。康熙十年（1671）的《重修启圣林记碑》[41]记载了孔子六十七代孙袭封衍圣公孔毓圻鸠工庀材，筑四面内外围墙，建享殿五楹，增建林门三楹，起于康熙辛亥岁（1671）之仲春，竣于是岁之季秋。

同样，统治者对颜庙和周公庙也屡屡进行修建。金章宗明昌五年（1194）《重修兖国公庙记碑》[42]、元顺帝至正九年（1349）《赐先师兖国复圣公新庙碑》[43]、明洪武十五年（1382）《重修颜庙记碑》[44]、明正统六年（1441）《兖国复圣公新庙碑》[45]、清康熙二十年（1681）《重修复圣庙捐助银两碣》[46]等众多碑刻记述了颜庙修建之始末。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重修文宪王周公庙碑》[47]、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兖州府修周公庙碑》[48]、清顺治十七年（1660）《重修周公庙记碑》[49]等记述了周公庙修建之始末。

总之，众多的庙碑翔实地记载了孔庙、启圣林、周公庙、颜庙等自汉至民国的发展变化以及后人对孔子、周公、颜回的尊崇情况，而其中对所用工料钱银的记载，又是我们研究当时物价状况的重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