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本书以爱伦·坡在中国的译介、研究、影响为研究对象，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对“埃德加·爱伦·坡在中国”这一课题进行整体性综合研究。旨在以爱伦·坡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的具体演进路线进行实证主义地再现，探寻我国对外来文学经典译介与研究的规律、特征和接受取向。并以中国文学自身的发生和展开方式为问题域，借助“族裔理论”，考察中西文化交流中“国族文化”以及“个体话语”对外来文化的“塑形”作用，反思中西文学关系研究中有关东方与西方、翻译策略与权力构建、历史与变化等理论话语的状况。

从研究内容上看，本书主要包括的研究对象关涉这样三类：外国文学研究，其中包括爱伦·坡其人、其文以及世界性影响的研究。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以爱伦·坡在国内的传播、接受为主线，考察爱伦·坡在国内的翻译情况和其作品在国内的研究情况。中国文学的发展研究，以影响研究的实证考察为基础，关注爱伦·坡与中国作家的关系研究，以及他对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影响研究，旨在能够通过“埃德加·爱伦·坡在中国”这样一种视角来透析中国20世纪文学生成和发展中的“怪诞”“恐怖”“神秘”等边缘性话题。

在进入本论题之前，首先有必要对Edgar Allan Poe的译名做一番说明。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的本名是埃德加·坡（Edgar Poe）。他母亲去世后，由商人约翰夫妇（John and Frances Allan）收养，才用他们的姓做了中名。当他幼年还在学校的时候，常常被叫作埃德加·爱伦（Edgar Allan），大约在1827年，爱伦·坡离开养父后，有很长一段时间，不再使用中名Allan，恢复了自己原来的名字。据现今保留下来的书信看来，在他的整个一生中，爱伦·坡通常将他的名字写作Edgar A.Poe，或者是E.A.Poe，还有的仅写作Poe的，直到1848年，在为数不多的信件中，他才开始在一些通信上使用自己的全名Edgar Allan Poe。爱伦·坡去世后，格里斯沃尔德（R.W.Griswold）编辑出版了两卷本的爱伦·坡文选集《爱伦·坡文选》（The Works of the Late Edgar Allan Poe，1850），开始不再使用爱伦·坡自己常用的缩写形式，而是使用了他完整的中名。但是也许是排版印刷上的疏忽，将Edgar Allan Poe的名字错拼为Edgar Allen Poe。这个错误拼写影响非常大，在很多通俗读物，甚至学者的研究论文中，都一度出现了这种拼写上的错误。甚至在1909年精心策划的爱伦·坡的纪念活动上也出现了这种错误。因此在很多资料上，我们都会看到这种错误的拼写。爱伦·坡及其作品很早就被译介到了中国。但是在早期阶段，对他的名字出现了哀特加·埃兰·波、爱茄·欧伦濮、爱浦伦、艾得迦波、亚兰坡、阿伦波、普等不同的译名。如1917年周瘦鹃译《静默》（Silence—A Fable，今译《静——寓言一则》，收《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将爱伦·坡的名字译为“哀特加·埃兰·波”。1924年9月，《学衡》杂志第45期上又发表了顾谦吾的骚体译文《鸟吟》，将爱伦·坡的名字译为阿伦波。1929年3月出版曾虚白的《美国文学ABC》（ABC丛书社）中有专章介绍爱伦·坡，将其译为爱茄·欧伦濮，1934年商务印书馆推出了伍光建翻译的《普的短篇小说》将爱伦·坡的名字译为“普”，1935年世界书局方璧等著的《西洋文学讲座》《第八章》专章介绍爱伦·坡，也将其译为爱茄·欧伦濮。1937年上海文业书局出版的孙季康译的《脂粉罪人（侦探小说）》将爱伦·坡译为爱浦伦。1940年出版的韩侍桁翻译的《西洋文艺论集页数》中将爱伦·坡的名字译为艾得迦波。1948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张梦麟等译的小说集《荒凉岛》中收有《跳蛙》，将其译为亚兰坡。初期的译名都采用的是音译方式，从读音上，我们还是可以大致判断其为我们今天所说的埃德加·爱伦·坡。新中国成立以后，“埃德加·爱伦·坡”逐渐成了我们今天通用的译名。同时在我们的习惯用法中，常常又将之称为“爱伦·坡”，也有直接称为“坡”的。这两者在我们今天的通俗读物以及学人们的专题论文，甚至文学史教材中都可以见到。但是也有人对此提出了质疑。中国台湾学者朱立民就在他的《逼稿成篇》一书中，专门针对时下中文翻译领域里“爱伦·坡”（在中国台湾通常译为艾伦坡）的习惯性用法提出了批评，他认为“艾伦·坡则是一个流行甚广的误译。坡的原名为Edgar Poe，而Allan是他养父的姓，后来才插进去的。坡的名字不是Edgar Poe就是Edgar Allan Poe，绝不可能称为Allan Poe”。[1]这个见解是有一定道理的。笔者就此译法求教于爱伦·坡的翻译名家曹明伦先生，先生复信“爱伦·坡”这个中译名的确是因历史原因而形成的误译，但翻译历史名人的姓名应遵循“约定俗成”的原则，即凡有约定俗成之译法者，一律从“俗”。即使原来的译法不合适，也无须更改，其理论依据是尽可能减少译文读者的认知成本。的确，“爱伦·坡”的译名已为我国学术界广为接受，同时考虑到爱伦·坡在我国的接受的不仅仅是学界，还有更多的读者受众，因此在笔者的行文中也采用了这种惯用的“误译”。并经曹明伦先生提醒，“但余光中至少在其《黑灵魂》中提到Poe时多次使用‘爱伦坡’（中间名和姓之间未用间隔号，并加注说明大陆译为爱伦·坡）。我译的台湾版《黑猫》作者署名也是‘爱伦·坡’”，这里要特别补充的是，在中国台湾地区，无论是在翻译还是在研究中，对Edgar Allan Poe的译名多用“爱伦坡”，不同于中国大陆惯用的“爱伦·坡”。

“外国作家在中国”这一类跨文化语境下的比较文学命题，是近年来文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学关系的研究也成为我国比较文学界所乐于探求的重要课题。整体研究思路上，本书延续了这一体系的研究，从比较的视角，跨国、跨学科以及跨文明等在内的文学跨越性研究，综合运用文本分析、社会批评、实证研究、文化研究等批评方法，以“爱伦·坡在中国”为具体个案，以文化语境与文学接受的关系，文学的跨文化影响，影响的本土化为主要研究对象，探析中外文学交流中文学接受的动态过程和复杂样态。本书以比较文学实证性研究方法，对流传路线之勾勒出“日本之桥”的中介作用，对再版、复译、重编、编译，精选集、文集的出版，丛书化、系列化，改编等媒介分析，提供对爱伦·坡在中国的接受与影响状态的全面观照与研究，展开对爱伦·坡与中国文化遭遇过程的研究。并在传统的影响研究范式基础之上，结合文化语境与文学接受关系研究，以爱伦·坡为个案，考察20世纪对外交流中，中国对异质文学样态吸纳、拒斥、借鉴与模仿的动态发展中的变异现象。从译介学以及接受学的角度，考察译者以及接受者对爱伦·坡“其人其文”的接受和传播中出现的种种文化过滤现象，如，新中国成立前，爱伦·坡传记形象在中国的接受和变异，《乌鸦》一诗在我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早期知识分子接受中的变异等相关篇章即为此类尝试。而在爱伦·坡创作的“文学的他国化”过程中，其曾经影响过世界文学的“唯美因素”“象征色彩”等诸多因素，在中国并未被作为他的典型特征而被广泛接受。相反，他在中国的接受历程中，最为我国国人所接受的是他“超自然恐怖”类小说中的怪诞、恐怖、神秘等因素。以这些因素为主线，清理我国文坛潜藏的怪异之风在外来文化影响下的催生和变异。

具体而言，本书的写作拟由绪言和四个章节组成。第一章是关于爱伦·坡的外国文学研究，针对当前对爱伦·坡的研究在基础文献上还存在着一些误征误用，本章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结合爱伦·坡所生活的时代，将爱伦·坡置身于他所处的文化、思想、文学背景中加以理解，简要而准确地勾勒出爱伦·坡的生平传记，对爱伦·坡的小说、诗歌、文学评论都做了详尽介绍，勾勒出爱伦·坡其人、其文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和接受概况，力图为“爱伦·坡在中国”这一课题的研究提供一个真实的“他者”形象，以此烛照爱伦·坡在中国的接受和变异。第二章是对埃德加·爱伦·坡在中国的译介研究。主要对爱伦·坡在中国的翻译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整理和研究。一方面，细致地清理了自1905年以来，爱伦·坡在我国译介中所经历的早期译介、20世纪三四十年代、20世纪五六十年代、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全新的开始，再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同阶段的历史性变化。致力结合产生译本的文化社会语境、译者的文化身份与主体意识，对各阶段出现的特殊的翻译现象进行分析，关注这些历史阶段的翻译策略的变化的深层原因。同时通过译文对比，着力关注其在译介中出现的变异现象，“建国前爱伦·坡传记形象在中国的接受和变异”“二三十年代对《乌鸦》一诗接受中的变异”“误收：《夜归人》问题”等相关章节即为此类尝试。第三章是“埃德加·爱伦·坡研究在中国”的研究。一方面在历史的动态演变中对爱伦·坡在中国的研究所经历的新中国成立前的印象式批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受苏联模式影响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的知识性整理，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苏化”潜在的影响下的悄然过渡，再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西化”下的全面繁荣几个历史性阶段的阶段性演进中进行面貌勾勒，历史性地呈现我国爱伦·坡研究的整体面貌。研究主旨在于在以文献清理为主，如实地展现爱伦·坡在中国的研究状况的同时，也将微观事实和历史本身演进的宏观视角相结合，关注我国的各个历史时期对“文学”本身理解的变化，以及对待“外来文化”不同的立场和态度给我国的爱伦·坡研究带来的实质性的影响。另一方面，该章还以爱伦·坡在英美的研究情况为参照系，对“爱伦·坡在中国的研究”进行研究，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目的上对我国的爱伦·坡研究进行理性的反思。并着重考察“爱伦·坡在中国的研究”中出现的文化过滤问题。第四章是埃德加·爱伦·坡与中国文学的契合与影响研究。这部分研究属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研究。从爱伦·坡在中国的接受历程来看，他曾经影响过世界文学的诸多因素并没有被作为他的典型特征被我国广泛地接受。相反，他在中国的接受历程中，最为我国国人关注的是他“超自然恐怖”类小说中的怪诞、恐怖、神秘等因素。对我国现代作家，他不但全面影响了“恶魔”诗人于赓虞的诗论和诗歌创作，还催生了陈翔鹤的“美女之死”的创作题材，施蛰存的“现代志怪小说”以及“鬼才”爵青的“心灵恐怖”的寓言小说。而在我国当代作家方面，他深刻地影响了以陈染为代表的“神秘”写作，以及以“恶魔”丁天为代表的“恐怖”小说的创作。同时还对我国早期的现代小说理论中的短篇小说理论，以及对小说内倾化探讨的小说理论都起到了推进作用；对我国早期现代诗歌理论中的“短诗”理论，诗是“写”的还是“做”的论争，以及诗的韵律等理论探讨都起到了促进作用。

本书试图通过对爱伦·坡在中国的译介、影响和研究情况的梳理、总结、研究，为爱伦·坡的研究提供一个全面、系统的资料参考，同时以该个案研究为对象，一方面在传统的比较文学影响范式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文化社会语境、细致地辨析出中国知识分子在文化语境之意识形态与传统意识因素的制约中，在自身的文化身份与主体意识影响下对爱伦·坡进行传播与接受时出现的变异现象，探寻我国对外来文学经典的译介与研究的规律、特征和接受取向等，另一方面在古今传承，中西融汇之中，反思我国20世纪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并在此基础上批判地反思中西文学关系研究中有关东方与西方、翻译策略与权力构建、历史与变化等理论话语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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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朱立民：《逼稿成篇》，九歌出版社1980年版，第2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