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思路與方法

如上所述，宋代湖湘文人群體與詩歌創作的研究要將地域文學研究和群體文學研究相結合，因而本書的論述主要圍繞地域、詩人、詩歌三個核心要素展開，擬分爲上、下两編，上編的討論主要以地域詩人群體爲中心，在對宋代湖湘文明分佈與文人群體作整體描述的基礎上，結合不同類型的個案來探討宋代湖湘詩人的交往與創作；下編的討論主要以地域文化形象爲中心，從景物、意象、石刻三方面來考察宋代湖湘詩歌的藝術特色。

上編采用整體研究與個案研究相結合的方法，在整體研究上對宋代湖湘文人群體與詩歌創作的總體情况作宏觀考察，包括探討宋代湖湘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及書院分佈，并在數據統計的基礎上考察宋代湖湘文人的籍貫、寓湘分佈和身份類型分佈，探討這些因素在湖湘不同地域中呈現出來的不平衡性，以期對宋代湖湘詩人的整體情况作出描述。關於地域文化，周振鶴在《中國歷史文化區域研究》中表示：“復原某一地區的歷史文化地理面貌有两層含義：一是探究該地區與其他地區的文化差異；一是分析本地區内部的文化地域差異——在一個夠大的地區中，這種内部差異不但是存在的，有時甚至是很突出的。”[23]雖是討論歷史文化區域，其實也可以藉指文學區域。湖湘作爲一個大的文化區，表現出與其他文化區不同的文學風貌，就其内部而言，也并不統一，各州縣之間常常體現出不同的文學面貌，如潭州書院集中，其地詩歌創作多呈現出學者型風格，永州風景幽美，此地文人的詩歌則多耽戀山水之作。考慮到地域文學分佈的這種不平衡性直接受到文人群體分佈的影響，因此在論述宋代湖湘詩人地域時，有必要先探討文人群體在湖湘各地的分佈情况。此外，對宋代湖湘文人群體分佈進行考察的同時，也對宋代湖湘文人群體的籍貫與身份類型進行考察，以作爲後續章節對宋代湖湘詩人進行具體論述的基礎。

個案研究在原則上將宋代湖湘文人群體分爲本土文人群體和寓湘文人群體两大類，并根據湖湘文人群體的身份特點從隱士、僧人、學者、遷客四個類别結合具體的文人群體與詩歌創作進行探討。只要對宋代湖湘詩人稍作概觀即可發現，宋代湖湘詩人當中最有名者、存詩量最多者，往往是外來寓居詩人，如郭祥正、李綱、陳與義、曾協、楊萬里、周必大、張孝祥、汪藻、辛棄疾、姜夔等，或居官湘中，或被貶至此，或遊歷瀟湘，他們交朋結友，相與酬唱，在湖湘留下了許多詩歌作品，是宋代湖湘文學創作主力軍。然而，儘管宋代湖湘本土文人不如外來文人那麼出色，但他們生於斯、長於斯，是湖南文學最爲純粹的繼承者，如北宋初年以廖凝、廖融爲首的衡山隱士詩人群作爲湖湘本土詩人作品的代表，是宋代湖湘文學中相當重要的一部分。

宋代湖湘文人以外來文人爲主，其身份類型也相當複雜，有正常居官的名宦，有遭貶謫居的流寓之人，有避亂湖湘的江湖人士，有問學至此的求學士子，有移民至此的僑居士人，有弘法於此的僧人道士，這些人不僅與湖湘當地有知識者相互往來酬唱，他們之間也聯繫交結，互通款曲，在不同的地域之間形成了或大或小的文人群體。如宋代尤其是南宋湖湘理學興盛，有湘學之稱，與閩學、婺学三足鼎立，其時湖湘大地書院遍佈，大量士子集中於長沙、衡山、衡陽、湘潭等地，胡安國、胡宏在衡山，張栻在長沙，魏了翁在靖州，他們先後作爲學術領袖，被大量學人圍繞，形成了三個學術中心體，他們不僅進行學理的探討，亦常常起興作詩，留下了相當多的優秀詩歌作品，是謂理學詩人群。又如從戰國的屈原起，至漢代的賈誼，再到唐代的柳宗元，長期貶居於湖南，并在此寫下人生當中最爲燦爛的詩篇，爲此湖湘早已成爲一個内地的貶謫象徵地，這種情况至宋代仍未完全改觀，儘管宋代有些官員被貶謫至更爲遥遠的海島，但湖南仍然是一個重要的貶官安置地，大量貶官的到來，爲湖南文化尤其是文學的發展起到了極爲重要的促進作用，如北宋的范純仁、孔平仲、張商英、秦觀、汪藻，南宋的張九成、張浚、蔡元定、曾極等，是謂貶官詩人群。再有湖南歷來都是重要的佛教弘法地，至宋尤甚，百餘位禪僧在湖南留下詩歌偈頌，是謂禪僧詩人群。然而，因爲文人身份的多重性與人際交往的複雜性，各個群體之間又相互自有聯繫，可謂千頭萬續，簡單的分類標準不一定能將這大量的詩人明確地劃歸到不同的陣營。故而本著不單純地以詩人身份類型來劃分群體，而是在此基礎上結合詩人寓湘之地點、關係之聯結來選取幾組典型的詩人群體作重點探討。本著主要選擇以衡山廖氏兄弟爲核心的隱士詩人群、以惠洪爲核心的僧俗交往群、以張栻爲核心的長沙詩人群、以魏了翁爲核心的靖州鶴山書院文人群爲個案，對他們的人事交際與文學創作進行深入探討，剖析詩人的群體交往與詩歌創作之間的關係。其中，因爲以張栻爲核心的長沙詩人群所涉詩人數量多、名人多、存詩多，且存留文獻豐富、所涉問題複雜，因而作重點探討。

關於下編地域文化形象層面的論述，首先是對地域文化形象的意義内涵作出界定，本書認爲地域文化形象是指包括地域傳統自然形象與地域傳統人文形象在内的，且尤爲强調人文内涵的，以带有濃厚文化色彩的景物、意象、古跡等爲載體的，能十分鮮明地與其他地域相區别的一地的文化表象與精神内核的結合體。根據對宋代湖湘詩歌的考察，本書認爲宋代湖湘詩歌具有三個典型的地域特色：一是瀟湘八景詩對湖湘自然風景的集中描寫；二是瀟湘傳統意象對湖湘歷史人文景觀的呈現；三是瀟湘石刻在宋代呈興盛之勢，可稱歷史人文景觀在宋代的延伸。故而本著分别從瀟湘八景、瀟湘意象、瀟湘詩刻三個方面來探討宋代湖湘詩歌獨有的地域特色及其對地域文化形象的呈現。儘管歷來有不少詩歌描繪湖湘勝景，但是因爲湖湘與中原相較尤爲潮濕多毒，又長久以來作爲貶官謫居地，歷代文人在心理上與湖湘有一種疏離感，故而在詩歌中更常以一種氣候惡劣、民風愚鈍的面貌呈現，但是到了宋代這種現象有所改觀，宋人詩歌當中對湖湘的氣候與風土漸漸顯示出欣賞的心態，文章將對這種轉變作重點考察。而湖湘一地自元結開創獨有的清湘水石文化以來，又經柳宗元散文小記的發揚光大，更兼沈括拈出“瀟湘八景”，使得湖南山水名满天下，歷代慕名同遊者甚衆，故而本書將以宋代湖湘“八景”詩爲例，以點概面，來呈現宋代詩人對湖湘水石山色描寫之一斑。此外，湖湘自古以來地域文學意象頗多，形成了内涵相當豐富的湖湘意象群，如瀟湘、蒼梧、湘妃、帝舜、君山、斑竹、洞庭湖、桃花源、漁父、屈原、賈誼、柳子、濂溪、衡嶽、祝融等，這其中有些意象相當古老，來源於上古歷史文獻與民間傳説，這些意象在湖湘詩歌當中形成了一道獨特的歷史人文景觀。不過，有些意象的内涵在宋代却有新的發展，如“瀟湘”，以往多指實景，到了宋代却轉移至繪畫與音樂，并以此爲主題出現了大量詩歌，如宋代許多詩歌對“瀟湘”的描繪，已然超越了具體的地域空間概念。關於瀟湘詩刻，湖南的石刻傳統源自中唐元結，自元結作《大唐中興頌》與“三吾銘”刻於崖石之上，後來效仿者甚衆，不一定是古文，倒以詩歌最多，唐代尤可，至宋則漸成氣候，刻詩93首，現存52首，形成了聞名天下的浯溪碑林，除此之外，同樣由元結開創的朝陽巖亦布满宋人詩痕，更兼澹巖、華嚴巖、陽華巖、月巖、獅子巖、寒亭暖谷等大小二十餘處石刻景點，形成湖湘地域文學當中最爲獨特的奇觀，本書選擇宋詩最多的浯溪碑林、朝陽巖及澹巖爲代表進行具體論述。其中浯溪現存石刻最多，主題多元。蘇門文人黃庭堅、張耒、秦觀三人都曾題詠浯溪，且指向不同的内涵，很好地説明了浯溪人文主題多元的特點。除此之外值得注意的是，根據宋代政局的不斷發展，不同時段的宋人在浯溪的留題也呈現出不同的精神氣度，具有詩史的價值。朝陽巖詩刻的主題則相對比較統一，主要表現爲追慕先賢。朝陽巖所推崇的先賢既包括繼承道統的學者、純儒，亦包括文翰辭美的辭章文士，不過，無論是學者還是文士，朝陽巖的先賢又以遷客爲主，故而貶謫也在朝陽巖的文學書寫當中有所體現。澹巖景致最奇，宋人留題最多，而損毀最爲嚴重，現存石刻最少。因爲地處偏遠，景致幽謐，出世隱逸是澹巖最重要的人文主題，而逸趣横生的民間傳説爲澹巖增添了神秘的色彩。與浯溪和朝陽巖由唐人開創不同，澹巖由宋人開創，經黃庭堅之手而名揚天下，宋人對此尤爲津津樂道，則透露出宋人對唐人既表欽服又暗自意圖超越的微妙心態。

本書主要采用文學地理學的研究方法。文學地理學是文化地理學中很重要的一支，是一門將文藝學、地域美學、地理學等多學科交叉的新興學科，其研究方法綜合了多門傳統學科的研究方法，又有其獨特之處。而本書的研究方法則主要表現在通過對宋代湖湘詩人交往與詩歌作品的探究來證明湖湘一地獨有的地貌地形、自然氣候、動植物産、風俗風尚、居民性格等；通過對湖湘不同區域之間的人文與自然地理環境的考察來探討詩人的空間結構分布及創作旨趣的不同；通過對宋代湖湘地域文化形象的考察，來探討湖湘獨有的地域文學特色。而在具體的考察與論述過程中，本書綜合運用了各種研究手段。其一是文史結合，中國歷來史學發達，地域史編修甚早，至宋已趨成熟，王祥《從宋代地理志看宋代文學與地域之關係》指出：“宋代地理志尤其是宋代方志數量遠遠超過了前代，表明了宋代區域文化的逐漸形成，也表明了宋代地域意識的不斷增强。”又特别强調：“（宋代）南方區域幾乎所有重要一些的州郡府縣均有方志的撰寫，而且有的州縣方志還經過多次纂修。”[24]湖南一地就是這種情况的典型代表，據王祥統計，宋代湖南方志達29部，僅次於四川名列第二，因此本書的論述將充分利用湖南地方志，借助其史實記載還原宋代湖湘文人的文學創作場景。其二是整體研究與個案研究相結合，只有整體研究則大而空，没有落到實處的材料支撐，如建筑之有梁無磚；只有個案研究則孤立而瑣碎，没有宏觀的結構框架，如建筑之有磚無梁。因而本書采取整體研究與個案研究相結合的方法，在對宋代湖湘文人進行概述之後，更進行具體細致的個案分析。其三是適當藉用其他學科的現代研究手段，如在概述宋代湖湘文人群體的基本狀况時要用到數據統計方法，在考察宋代湖湘詩歌刻石情况時則需要運用田野考察的方法，等等。總之，本著希望通過以文學地理學的研究方法爲主導，綜合多種具體的研究手段來做到研究的全面立體，豐满完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