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的梅雨季，我在复兴西路的梧桐树下遇见朱迪。那天她穿着褪色的彩虹条纹毛衣，头发湿漉漉贴在锁骨上，怀里抱着把破木吉他，像只淋透雨的布偶猫。她面前的琴盒里散落着几个硬币，琴头贴着张泛黄的演唱会门票——The Beatles 1966东京武道馆。
“要听《Hey Jude》吗？”她抬头问我，睫毛上挂着水珠。不等回答就开始扫弦，嗓音沙哑得像生锈的链条。我注意到她左手无名指缠着纱布，按弦时会微微发抖。
“唱错了，”我指指谱子，“第三段应该是 D大调。”她猛地抬头，眼神像被惊醒的困兽。那天之后，我常去那条梧桐道，看她在雨里弹唱，直到深秋的某个傍晚，琴盒里多了张诊断书——骨癌晚期。
2020年春天，疫情让整座城市按下暂停键。我在社区志愿者名单里看到朱迪的名字，她裹着臃肿的防护服，正在给隔离楼分发物资。“能帮我个忙吗？”她摘下面罩，苍白的脸在阳光下透明得像蝉蜕，“把这个交给 302的老周。”是盒 Beatles黑胶唱片，封套内侧写着：给默哥，永远的鼓手。
后来我才知道，朱迪本名周默，是个失业的朋克乐队主唱。乐队解散那天，她在人民广场地铁站弹了整夜《Hey Jude》，直到被联防队员带走。我跟着她留下的线索，在虬江路旧货市场找到间摩托车修理铺。斑驳的墙面上贴满演出海报，生锈的架子鼓藏在油渍斑斑的帆布下，空气中漂浮着过期啤酒和松节油的味道。
“老周在地下室。”修车铺老板递给我把生锈的扳手，“他说谁能修好那辆本田 CB400，就能听他讲朱迪的故事。”我花了三天时间拆装引擎，终于在某个暴雨夜发动了那台老摩托。地下室传来沙哑的笑声，黑暗中亮起盏台灯，照亮了张布满皱纹的脸。
“2016年跨年，我们在 MAO Livehouse唱最后一场。”老周摩挲着褪色的演出服，“朱迪唱到《Hey Jude》副歌时突然摔了吉他，血流了满地。她说癌细胞在啃她的骨头，就像老鼠咬电线。”他从铁盒里掏出个拨片，边缘刻着“Jude”，“这是她用肋骨做的。”
2022年冬天，我在抖音刷到朱迪的直播。她戴着银色假发，化着夸张的舞台妆，身后是绿幕合成的虚拟演唱会场景。“家人们点点关注！”她对着镜头抛媚眼，“今天给大家带来经典怀旧歌曲《Hey Jude》！”弹幕飘过：“老太婆装嫩”“难听死了”。我看着她僵硬的笑容，突然想起复兴西路的梧桐雨。
第二天我去直播公司找她，在茶水间撞见她蜷缩在沙发上发抖。“他们要我穿 JK制服跳女团舞。”她扯下假发，露出光秃秃的脑袋，“默哥说过，音乐是自由的灵魂。可现在……”她突然剧烈咳嗽，指缝间渗出鲜血。急救车呼啸而来时，她塞给我张泛黄的乐谱——《Hey Jude》改编版，备注写着：给 2025年的自己。
2025年台风夜，我在临港废弃的汽车影院找到朱迪。大屏幕上循环播放着 The Beatles的黑白影像，她坐在摇摇晃晃的舞台上，抱着那把破木吉他。台下只有几个举着手机的流浪汉，暴雨把他们的欢呼声冲得支离破碎。
“这首歌，写给所有还没放弃的人。”她开始扫弦，这次的 D大调准确无误。当唱到“Hey Jude， don't make it bad”时，身后的大屏幕突然亮起，默哥的虚拟影像出现在雨中，敲着那套生锈的架子鼓。弹幕在手机屏幕上疯狂滚动：“破防了”“爷青回”。
台风掀翻舞台的瞬间，朱迪把吉他抛向空中。我最后看到的，是她张开双臂的剪影，像只终于挣脱锁链的布偶猫。次日新闻报道，有位无名歌者在废墟中坚持演出，直到被救援人员抬走。她的琴盒里，除了诊断书和拨片，还有张泛黄的演唱会门票——The Beatles 1966东京武道馆，座位号 D-25。
后来我常去那家摩托车修理铺，看老周在夕阳下擦拭架子鼓。“朱迪说，人生就像首不完美的歌。”他往鼓面上撒了把钉子，“重要的是，你敢不敢把噪音敲成节奏。”最近听说元宇宙里开了家虚拟 Livehouse，主唱是个银色长发的全息投影，永远在唱那首《Hey Jude》。
我把朱迪的乐谱埋在复兴西路的梧桐树下，泥土里还躺着她用肋骨做的拨片。每当暴雨冲刷街道，我仿佛又听见那个沙哑的嗓音，在潮湿的空气里轻轻哼唱：“Hey Jude， take a sad song and make it bet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