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一）选题背景

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城乡对立日益尖锐，城乡差别不断扩大，城市在经济上剥削、掠夺农村，在政治上支配、统治农村，既造成了农村的“隔绝”和“愚昧”，也制约了工业和城市的发展，还“破坏了农村居民的精神发展的基础和城市居民的肉体发展的基础”。[1]然而，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并没有解决在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问题，这一重任历史地落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解决城乡矛盾，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农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随后进行的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大大解放了社会生产力，城乡人民生活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高，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正如基辛格所说，中国的成就超越人类极限。但同时也应看到，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使城乡差距日益拉大，既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也严重阻碍了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这主要是因为农业基础薄弱，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村发展滞后，必然会迫使一部分有能力的农民到城市去寻找发展机会，从而导致一部分田地荒芜，一些村庄空巢化，农业基础地位不牢固，也会使城市人口压力增大，对环境、交通等造成不利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必然造成农民消费能力的相对不足。内需潜能无法发挥，易导致工业产能过剩，经济发展后劲不足。毛泽东曾经说过：“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2]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时期，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仍然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21世纪以来，中共中央已连续出台了若干个关于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的“一号文件”，凸显了“三农”问题在新时期“重中之重”的地位。其实早在改革开放之初，1982年至1984年党中央也曾连续五年发布以农业、农村和农民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对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做出具体部署。以至于中央“一号文件”目前已经成为中共中央重视农村问题的专有名词。在总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进一步丰富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解决“三农”问题的路径也日益清晰。党的十六大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来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开启了破除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体制的历史进程。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同志提出了“两个趋向”的论断。根据国际经验，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各国普遍采取的做法，我国也不例外。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后，工业就应该反哺农业、城市就应该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从而顺利实现工业化、城镇化；否则就会出现农业萎缩、农村凋零，城乡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加剧。与此同时，他明确指出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则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使统筹城乡发展，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方针更加具体化。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了要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至于如何实现这个新格局，党的十八大报告给出了明确的答复，那就是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着力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推进一体化，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该报告还强调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也即解决“三农”问题，必须从制度层面上着手，转变城乡二元体制为一元体制，建立城乡平等发展机制。为了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党的十九大则提出了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并于2019年5月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

总之，城乡二元结构既阻碍了农业、农村的发展，也严重影响了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城乡一体化思想的兴起是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是对世界工业化、城市化经验的借鉴。

（二）研究意义

城乡关系是对一国经济、政治和社会产生重要影响的议题。马克思曾说：“城乡关系一改变，整个社会也跟着改变。”[3]可见，对城乡关系的认识和处理，对城乡发展的统筹和规划，关乎中国社会发展的大局、改革的成效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城乡一体化作为我国城乡关系发展的目标，对其进行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从理论意义来看有以下几点。

第一，对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的梳理，有利于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专门论述城乡关系的著作，他们关于城乡关系的思想、观点都散见于如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论住宅问题》《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列宁的《评经济浪漫主义》《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经典著作，虽然内容十分丰富，但是还需要从逻辑上做进一步的文本归纳和整理，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实践，建构出指导我国城乡关系发展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发展一体化理论。

第二，以城乡二元结构理论、城乡一体化理论和制度路径依赖理论为代表的西方城乡关系理论是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处理城乡关系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探索，是世界人民共同的文明成果，对其具有普遍规律性的理论的吸收和借鉴有助于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乡一体化理论。

第三，对中国城乡一体化实践的研究，有利于丰富和完善中国城乡一体化理论体系，从而加快我国城乡一体化的进程。恩格斯曾指出：“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符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4]因此，研究城乡关系不能仅以现有理论为考察问题的出发点，必须深入研究我国的社会经济现象、城乡关系实际，提出能够真正解释和解决我国实际的新理论及其一般意义。

从实践意义来看有以下几点。

第一，城乡发展一体化是新时期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城乡对立、城乡差别是世界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的普遍现象，到了工业化中后期，通过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为消除城乡差距提供了物质基础，然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形成的独特的城乡二元体制严重束缚着“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随着新农村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的加快，迫切需要改变城乡二元体制，建立城乡平等发展的机制体制。

第二，城乡发展一体化有利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在21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党的十八大则强调要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5]这句话生动形象地指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所在。我国要建成的小康社会是高水平的，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是全面的，不只是体现在经济方面的发展，还包括政治、文化、生态等全方位的进步；是均衡的，惠及十几亿人口。然而，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城乡差距拉大，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民在基本公共服务如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并未享受平等国民待遇；目前还有1000多万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其中绝大部分在农村。可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因此，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才能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第三，城乡发展一体化有利于扩大内需，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投资、消费、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在世界经济整体低迷的背景下，扩大内需（即投资和消费）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马克思指出：“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但是，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没有消费，生产就没有目的”。[6]随着我国城镇化率的不断提高，城镇人口的增加必然会增加城镇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住宅建设等巨大投资需求，同样地，城乡规划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一体化也必然会在乡村增加投资需求。城镇人口的增加还会产生巨大的消费需求，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减少以及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会大大增加农民的收入，释放农民的消费潜力。可见，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是扩大内需，促进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重要依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