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风声渐紧

西山八大处是我十分喜爱的一个地方。它比香山更自然也更佛教化。山林大体自然，八处景点是八处佛寺。一处长安寺与八处证果寺（秘魔崖）偏于南北两隅，二处到七处连成一片，上到七处宝珠洞可以鸟瞰北京城。

八处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曾有一作协的创作别墅。文代会上我听浩然说到他在八处写长篇，应该就是《艳阳天》吧。能把宣传功能鲜明的小说写出那么多生活气息，算是难为了浩然了。另外我在郭小川的一首诗里看到他曾在那一类别墅待过的迹象，他的诗描写待在山上渴望快快下山投入火热的生活的急迫心情。这个时代的作家常常有这种矛盾的心情：他要躲在一边写作，他要积极参与一切“生活”。

而长安寺一直是中宣部的一个培训中心，组织干部学习的地方。

一九六二年秋，我得到邀请，中国文联将在长安寺举办为期两周的读书会，内容主要是反（苏）修。

从一九五九年下半年以来，中苏关系已经成了仅次于粮食问题的人们关心的话题。我的心情一言难尽。

有什么办法，我是在天真的童年、少年时代毫无保留地，以全部心灵接受了苏联的影响尤其是苏联文艺的影响的。保尔·柯察金直接影响了我的生活道路选择。《喀秋莎》是我第一个学会的苏联歌曲，我的政治意识，青春觉醒，阳光感受，献身愿望都来自这首像“明媚的春光”一样的歌。无论如何，苏联的小说，苏联的诗，苏联的音乐，苏联的歌曲都令我醉迷。由苏联而俄罗斯而乌克兰而格鲁吉亚。由文学与音乐而电影而绘画而芭蕾舞民间舞红军舞蹈而俄语的卷舌音，我都痴迷。一九四九年刚刚解放，十二月份就到处为斯大林贺寿，毛主席其时正在苏联，参加了贺寿大会，还给斯带去了寿礼，包括山东出品的萝卜青菜和河北鸭梨。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时全国哭成一团。

斯大林去世后我渐渐感到了中苏关系中出现了新的不确定因素。我的心情十分费解，我觉得一个有着费奥多洛娃五姐妹的重唱《田野静悄悄》，庇雅特尼斯基合唱团的合唱《有谁知道他呢》，有柴可夫斯基的《第一弦乐四重奏》，有那么多伟大作家的民族是不可以敌视，不可以战胜的。我永远爱他们。

然后首先是我自己的“翻车”。然后中苏斗争愈演愈烈。我知道此事非同小可。我知道此事与中国的反右派之间有一点小小的关系。很可能中国的一部分老“右派”有亲美的问题，而另一部分相对年轻一点的“右派”有亲苏的问题。当然还有人因为“反苏”而划为右派，那是顺手耘锄罢了。我至今认为这是毛泽东的无法宣示的两大战略举措，一个是一九四九年保留住香港不动，一个是和苏联决裂，和美国开始发展某种往来。

但是我仍有悲哀，我少年时期的精神支柱又塌陷了一角一端。丁玲艾青包括胡风等左翼作家被打倒了，我不免嗒然若失。而苏联在往臭里搞，我再明白事理也还是忧心忡忡。

但这样的事可不能开玩笑，我必须努力学习文件，反修防修，站稳立场，一直这么斗下去，来不得半点差池。

西山读书会的安排十分惬意，上午读书或讨论，下午看参考影片：《雁南飞》、《晴朗的天空》、《人与兽》、《湖畔》，还有一部描写冷战中分属两个阵营的一男一女之间的爱情的故事片。此外给我们放映了一些纪录片，有呼啦圈舞，有西方评论人士对苏联的“新浪潮”的分析和报道。秋高气爽，山色宜人，我和“同学”们一起于月夜从二处游到四处五处，树影婆娑，山寺宁静，月光清寒，石路如玉，与白天匆匆来一趟游八大处的感觉完全不同，人生真有美事呀。

各省来的多是当地文艺口头面人物，有文联作协负责人，有刊物剧团负责人等。而北京市来的三个人，一是钟敬文教授，一是画家尹瘦石，一是我，都是有过帽子问题的，不知为何这样安排。

文联学习部王部长，联络部沈部长（女）在这里盯摊，二位都是老延安。沈慧同志能干爽丽令人愉快。她说起在延安的时期，说：“那是我的黄金时代。”我后来把此话说给父亲，父亲想了想，说：“我在想什么时候是我的黄金时代，我想的结果是我的黄金时代还没有开始呢。”他的话让我感到绝望，一九六三年，他已经五十二岁，在我的心目中他已经没有多少未来，他还能等到什么样的黄金时代呢？

文联党组负责人与副主席刘芝明，以及副主席田汉、老舍等来看望学员，讲话聚餐，十分红火。刘芝明曾在中共中央东北局负责过宣传方面的工作，主持过批判萧军。他到北京后工作并不顺利，他给人的感觉是喜怒不形于色。而田汉老舍两位大作家则精神奕奕，情绪饱满。刘芝明同志来时，钟敬文老先生表示他要好好学习，要控诉赫鲁晓夫，因为他的“犯错误”是上了赫的当。我也表示决心，说是对自己的“失足”感到痛心。刘芝明安慰我说：“你还年轻嘛……”

田汉讲话大骂赫鲁晓夫这个“光头”，他打趣说，“虽然我也是光头”，幽默而又鲜明坚定。

老舍也讲反修，说是现在苏联不行了嘛，世界要看中国，要看毛主席了嘛。听到党外高级人士也这样心明眼亮地论述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与前途。我佩服，又黯然。

我的小组会批修发言受到同组学员赞扬，因为我是钻到这些作品的创作构思、艺术思维里分析批判的，我确实认为，批修的另一面就是给自己打预防针，就是改造思想，就是弃旧图新，我的发言必须触及灵魂（当时尚无此词通用）。一位外地的老领导鼓励我说，你确有才华，今后只要是方向正确，定能作出巨大的贡献。我很感谢。

不久前中国文联开了一次全国委员会扩大会议，在西山读书会上放了周总理与周扬在此会上的讲话录音。总理讲话中提到是周扬翻译介绍了《安娜·卡列尼娜》到中国来（文本有一小部分是谢素台译的），周扬立即表示这是他的一个失误。总理说，介绍这些名著，要有一个好的序言或后记，引导读者正确理解阅读名著。周扬也提出一个著名的论点：越是精华，越要批判，因为遗产中的精华，才被众人接触，而即使是精华中也难免有毒素，如不批判，危害更大。这样的雄辩，确实高明，令人怵然。

周扬的讲话中提到了王蒙的名字，他说：“王蒙，搞了个右派喽，现在，帽子去掉了，他还是有才华的，我们对他，要帮助。”

黄秋耘早就告诉了我周扬讲到我的话，并说这样讲对我是有好处的。

周总理讲话的中心意思是要迎接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他讲到他爱唱“洪湖水，浪打浪”，说有一张照片是他与演员们一起唱这首歌的情景，照片上只有一个习惯于洋嗓子的歌唱家圆张着口，与大家不协调。他讲用交响乐队在乐池伴奏，使人听不清唱词，他只好躲到离舞台远远的地方。我想他的意思还是提倡音乐演出的民族风格民族形式，也属于端正文艺工作的方向范畴，但火药味儿不算浓。

他讲到，有了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啦，为什么还要搞一个小提琴协奏曲呢？这时中央乐团的指挥李德伦递了一个条子，讲到协奏曲的成功与受群众欢迎的状况，周总理当场读了李的条子，而且说感谢李使他增加了对情况的了解与有关知识。周总理的虚怀若谷感动了我。

周总理讲话的核心不是这些具体问题，而是阶级斗争。总理要文艺界做好准备，要在阶级大风大浪中接受考验，在这样的大风大浪中受到教育，增长才干，提高觉悟，克服弱点，等等。

总理讲得语重心长，苦口婆心，乃至忧心忡忡。到底是什么风什么浪呢？他没有具体讲，我甚至于想也许当时他也弄不清，反正是风浪要来了，非同一般的大风浪要来了，他看出了趋势，他预感到了前面的考验非同小可，他要告诉朋友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要准备啊！文艺界人也爱他，据说他早在重庆就与一批左翼文艺家建立了良好的友谊。

我想起许多这样的征兆。韦君宜说过，她参加一次教育界的会，说到防修防变质的事，大家举了许多例子，说明现在青年的思想问题有多么严重。

从韦君宜的叙述中，你看不到她本人的看法。是真的要变修了吗？是真的如临大敌了吗？她似乎也弄不清。

不要说黄秋耘了，他说到陈翔鹤的《陶渊明挽歌》与《广陵散》，由于后一篇作品的后记中写道，如果嵇康在今天，也会是一个什么文艺家协会的负责人，被康生指责为借古喻今。说是康生指出，田汉的戏《谢瑶环》中奸臣采用的酷刑中有一种叫做“猿猴戴冠”，那就是指“戴帽子”。黄秋耘说起来，十分保密，而且叹息不止，还说什么呢？不久，他的历史小说《杜子美还家》与《鲁亮侪摘印》也都被揪出来批上了。他一直是摇头，叹息，紧张，小心翼翼而又不以为然。

更高层也更典型的人物应该是邵荃麟，他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译者，这很有象征意义，因为，我相信一大批，一大大批共产党人，是出于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的同情，出自解民倒悬的正义感才走上了革命道路。时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的邵荃麟瘦得两颊深陷，我见到他老，往往担心他的细瘦的身躯支持不住他的相对巨大的头颅。

形势有变，《青春万岁》审了又审，除冯牧外，团中央一位书记也参加了审稿行列，仍是定不下来，稿子到了邵荃麟同志那里。邵再次找我，他毫不掩饰他对稿子的欣赏，语言啦，诗情啦，细节啦，王某会写散文啦，他说了一大堆。然而，出版不出版，他也是左右为难，沉吟不已。怕的是有人批评：书里没有写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在我们国家，出一本长篇小说，也是大事。要不你再摆一摆？要不你找个地方出版社悄悄地出来？他这样说。我知道，又没戏了。

高高低低的领导都预感到了大风大浪的逼近，但是没有人说得清风浪的来源与形式，内容与层次。他们谈论的口气甚至像是在谈论一次台风，或是一处峡谷险道，或是一次过关考试，他们谈论的是一个客观的他者，一个身外的伟力，不由他们做主，不由他们决定，不由他们欢迎或不欢迎，无法避免，无法抵抗，无法对之做出什么评价或者分析。

可以对之简单地解读成毛主席的性格与决策，但那太廉价。我们的政治生活中有另外的重要词汇：形势（所谓形势比人强），规律（所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历史（所谓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原则（所谓不能拿原则做交易），等等。

解放初期我们学过的《干部必读》中当然有《整风文献》，其中《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提到共产党不能靠吓人吃饭，而靠真理，靠实事求是，靠科学吃饭。又说，讲演做文章发指示，不能靠吓人，要靠真理，靠有用。毛泽东几次提不要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当时看着不知道是指什么，有的老同志说是指王明，我当然还是不甚了了，到了这时候，品出点味儿来了，但是仍不敢想，更不敢说。毛泽东喜欢用一个词，齑粉，没有毛泽东的文章，我根本不知道这个齑字。毛主席常说反动派要化为齑粉，经过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我已经初步尝到了化为准齑粉（即花岗槎子粥）的滋味了，可不能再化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