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又不行啦

我在一担石沟创造了个人饭量的最高纪录，秋天深翻地，我发明了一种跃起踩锨法，即跳起后以全身体重置于一足，再用此足踩到锨背上将锨口压入土中，不论多么坚硬的土质，都会被足足实实地切入翻起。但这样干活消耗极大，我一天中午吃了六碗拌面，折合干面一市斤半。

我自幼身体不强，在团区委工作时，有领导当着我的面说，此孩太聪明，早熟的结果很可能是早夭。我的身体好转起始于一九五八年的劳动，初到建筑工地时感到手指变粗，腰腿变壮，肩膀经得住压。我坚信体力劳动对我有起死回生之效。到了桑峪，劳动使我浑身血脉畅通，心明眼亮。我这里只是说一个事实，无意为极“左”的知识分子政策涂脂抹粉。

还有一个愉快的经验，我几次骑着马去南辛房大队给马与驴钉铁掌。在一担石沟我摆弄过草莓，单是草莓的名称也令我快乐。也有艰苦的工作，给灰窑背石灰石，垒窑。

与桑峪比较，一担石沟的一大优点是吃得好，大体按干部标准吃饭，不必向贫下中农看齐。但是很快就到了一九六〇年冬季，中国的一个饥馑之冬。一担石沟虽然养着几头猪，但对机关副食少有裨益。造林队转交给了报社作战备用，市委系统的副食生产开辟了新点，位于南苑西红门大队三乐庄。于是一九六〇年移师三乐庄，粮食定量从每月四十五斤一家伙降到三十二斤。

三十二斤的定量让人慌了神。找窍门找到了酒上，听说酒也产生热量，便想办法到大兴购买乌七八糟的色（读shai）酒。为此我受到了批评。有一位原来风度翩翩，出身高贵的人，被发现偷吃辣椒，班长跃跃欲试，准备借此大抓批斗，被制止。而且团市委第一把手，农民出身的张进霖书记亲自来看望在三乐庄劳动的另册人士，嘘寒问暖，极尽安抚。

一九六一年五月一日，依例休假，但不可以回北京，我们当然懂其中的考虑。我在宿舍内正看一本书，忽听到熟悉的声音。是瑞芳，她穿着一身干净的衣服，穿着我们结婚时我给买的翻皮正皮两样相拼的半高跟鞋，带着一点点心来到三乐庄。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找来的。她的到来使我激动流泪而又神经紧张。我与她出来并告诉她不可对这批右派太热情。我的怯懦使我至今脸红。

说什么好呢？一位应该算是“难友”的人，分享了芳带来的小点心，同时背后说：“王某的爱人是资产阶级。”还好，没有把她“五一”来访的事提到批评会上。

至少有五件事，我可以将芳与俄罗斯历史上的十二月党人的妻子相提并论。那位俄罗斯女子曾到西伯利亚与自己的丈夫汇合，见到丈夫先吻他的镣铐。第一，她不受侮辱，宁可决裂吃亏。第二，她同坐火车送我去桑峪一直送到雁翅。第三，她曾陪我在一九五九年的春节去过一趟桑峪给农民拜年。为此她甚至受到亲人的指责，认为她与右派毫无界限，她不惜与一切对我不好的亲人决裂。第四，她此年“五一”穿着半高跟鞋找到了南苑。许多看过她的书的人看到这里都说她太伟大了。第五，后面要写到的，一九六三年我决定要去新疆，我与她通电话，她三分钟不到就同意了。此后不但去了乌鲁木齐，还去了伊犁，去了公社和巴彦岱大队。

在杨述同志再次关心与催促下，一九六一年秋，我算是摘掉了帽子，叫做“回到人民队伍”来啦。

一九六一年冬，我写了两首新诗，一首是《鸟儿》，“不，不能够没有鸟儿的翅膀/不能够没有勇敢的飞翔/不能够没有天空的召唤/不然，生活是多么荒凉”。

另一首是《宫灯》，“点点暗红的宫灯/像城市的美丽的眼睛/顾盼我吧，我也注视着你/心中温煦如干罢醇酒”。

一九六二年春天，我正在三乐庄大田干活，收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约稿信，编辑张慕兰，评论家许觉民的爱人，要求与我见面。当然这封信是杨述的爱人韦君宜（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关照发出的。确实，除了爱人的温暖支撑住了我以外，我一直有“贵人”相助。我的经历，我的为人，我的所谓“才”，使我很少处于绝望状态。在整个反右过程中，《中国青年报》的张黎群、佘世光，也一直关心着我，他们的多次谈话帮助了我度过这样一个艰难的时刻。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信可能促进了团市委对于我们这些人的出路的考虑。很快先是把我们调回城里，组织了一个调查组到房山、延庆等地调查青年生活文娱学习婚姻等诸方面的状况。陈家台，大次洛，这些长满核桃、杏、梨、枣的山野与斋堂沟大同小异，但人们说话的口音又不同了。我们在王浒同志率领下来到这里，不但开座谈会，整理材料还货真价实地参加劳动，插白薯秧，间谷子苗。这方面的经验帮助我写出了短篇小说《夜雨》与《眼睛》。前者在《人民文学》后者在《北京文学》上发表了。

我说过，四年的劳动生活我仍然阳光。回想在桑峪大山中的跋涉，我心胸开阔。有一次休假，“革命干部”们都是搭自军饷至雁翅的班车，再从雁翅上火车到门头沟。但所有有帽子的人，都选择了凌晨三时起床，夜行山路十八公里，到雁翅火车站的办法。

我也为在一担石沟挑水上山的火爆场面而大笑，平常空手难以攀登的崎岖山路，挑满了两桶水飞跑而上，成为一场没有明说比赛的大比赛。

在南苑，第一年风调雨顺，大萝卜长得令人击节赞叹。而秋收时我负责看青，每夜拿着六节电池的大手电、军棍到处巡逻，一面看月亮一面背诵李白的诗。

南苑我们的副食生产基地边是一大片坟地，我们奉命在那里迁过尸，面对烂棺木与骷髅遗骸，我们无喜无悲无惧，有过我辈经历的人早已做到了山崩不惊，地裂不动。我看青时常常到坟地一带小坐，夜深人静，在那里可以听到市区方向顺风传来的话声笑声，有旁观俗世，遐想万年之感。

回忆种种，郊区记忆，多属正面。但是我坐下了做梦、梦呓乃至噩梦的毛病。有一位先生认为我的梦呓乃是思想有问题的表现，提出指责，未获响应，我也未因此再遭不测。

颇有领导自觉与心胸的班长薛德顺，被分到了一处养兔，他本来就是做这方面的工作的。各归各位，一时夤缘时会在大时代和大家热闹了一下子的他或不无寂寞。悲惨的是，“文革”一开始，他自尽了。

应我的请求，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与我见了面。他说，经过一番惊涛骇浪，愿意与我谈谈心。他说要介绍我成为作协会员。但是他主要与我谈的是一个观点，不但可以写先进人物，也可以写中间人物，写人物的转变。

我已经记不清是谈话前还是谈话后我看到了《人民文学》杂志的头题，西戎的《赖大嫂》。

当时正在搞什么文艺八条、十条，从政策上试图搞得合情合理一点，把反右派以来左了又左的文艺思想稍稍规范一下。邵的中间人物论也是这样应运而生的。传出了海默的电影《洞箫横吹》受到老革命家保护的消息。《洞》片挨了棍子，后由于李先念同志看后觉得无大问题，乃转危为安。

《文艺报》上讨论《达吉和她的父亲》，使一篇已经被戴上了人性论帽子的小说有了重见天日的可能。

刘绍棠在《北京文学》上发表了滑稽的短篇小说《县报记者》，多么不可思议，刘整成那个样子，反而变得笑声不断了。

燕祥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短诗《夜耕》，使我想到他在北大荒的劳动生活。为了避免麻烦，我没有与他们当中任何人联系。

从韦君宜的《月夜清歌》，汪曾祺的《羊舍一夕》等作品中，都折射出他们几年来下放农村的经历，他们都以最美好的心情概括与回味农村劳动的生活，在苦水中培育出怡人情性的鲜花。

那个年代我最着迷的是茹志鹃与李準，后来才知道了浩然。在万马齐喑的年代，他们是少数能够歌唱的天之骄子，他们明媚春光，他们欢声笑语，他们紧随时代，他们宣扬先进，他们独领风骚。

而从阅读上给我以满足和亲近感的是茹志鹃，她仍然多情，她语言如歌如诗，她变成了我的唯一，既符合“大跃进”精神，也保持着语言与人物，题材与叙述的细腻的艺术感。我决心向茹志鹃学习，用心血歌颂时代。

问题是你没有哪怕是只唱颂歌的权利。究竟什么时候算是改造得及格了，什么时候恢复写作与工作的公民权呢？没有人知道。

焦首朝朝还暮暮，煎心日日复年年，我常常吟咏《红楼梦》中的林黛玉的诗。我也想起了为“批修”而阅读过的苏联作品，其中有一个说法，说是斯大林时期的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理论“毒化”着人们的生活。真是毒化啊。没有切身的体会，你永远不明晰毒化这两个字的确切。

……那一段我喜欢读的有柳杞写抗日战争的《长城烟尘》，王汶石的写大炼钢铁的《黑凤》，丁玲的长篇选载《在严寒的日子里》，还有秦兆阳的长篇选载。但所有这些长篇都未有完工。一些写“大跃进”的中篇，开头极吸引人，写下去却不知所云，不知所终了。

《青春万岁》的出版事宜重新提到了日程上了。中青社请了当时《文艺报》的负责人冯牧代审，冯对此稿印象颇好，只要我把太多的写到苏联文艺作品对于那时的中国青年的影响的地方删一删。

有惊无险地度过了反右关口的黄秋耘对我关心备至。我常常到大雅宝胡同他家去看望他。是他在此年十月告诉了我“精神又变了”的消息，他指的是北戴河八届十中全会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强调。

从此，昙花一现地发表了一点小文字的摘帽右派们再次销声匿迹。我的姐姐告诉我，上面已经传达，摘帽右派，就是右派。文艺十条八条之类，偃旗息鼓，就跟没有发生过那回事一样。我的所有稿件都被退回。《青春万岁》再次搁浅。

这里有趣的是并没有文件或口头传达说什么什么人从此不要再出现了，精神一变，一切自然改变，谁都不愿意往枪口上撞，当然。同时谁也不会正式告诉你根据什么你就歇着吧，没有通知，没有禁令，胜似通知，胜似禁令。

甚至连说过《青春万岁》的好话的冯牧，当形势一变，别人问到他对王某长篇的看法，他甚为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