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我的阳光底色

一九五〇年五月，作为中央团校第二期毕业的学员，我回到北京团市委，分配到了第三区团工委，担任中学部后又担任组织部的负责人。

虽然只是巧合，但是我这次比较稳定地开始了新的工作之时，恰逢苏联外国文出版局出版的中文版加里宁著《论共产主义教育》在中国发行，而且这本书被大大地宣传了一番。

加里宁曾任苏最高苏维埃主席，留着一个山羊胡子，给人以“加老”的感觉。加老的书深深打动了我，培养全面发展的新人（克服资本主义使人服从流水生产线对于工作的极端局部的片面化的要求，克服生产线对于人的片面铸造），个个身体健康，姿态优美，记得加老的原话是由于人人练习舞蹈，连走路的姿势也是优美的，头脑明晰，觉悟透辟，道德崇高，谈吐优雅，组织有序，热情洋溢，纯洁晶亮。同时我们也不知学习了多少次列宁在苏联共青团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共青团的任务》，主要之点是，共青团的任务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学习，第三还是学习；简称“学习学习再学习”。

写到“主要之点”一词，我想起了当时畅销的一本书，是苏联劳动英雄，第一个女拖拉机手写的自传。书名为《最主要之点》。当时认为最精彩之点在于，当她访问美国并接受美国记者采访的时候，美国记者问道：“你有多少钱？”她的回答是“两亿多”。美国人大惊，说：“你有两亿卢布？”（王注：当时苏联卢布的官方比价比美元高许多），她回答说是两亿多苏联人民。

这些提法令我如火如荼。我设想着经过我们这些青年工作干部的努力，中华大地上到处是健康优美整齐火热聪明高尚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指向哪里打向哪里，战则必胜，所向无敌的青年，我好像看得见这些青年的笑容，看得到他们打着的裹腿，听得到号令他们集合、起步走、卧倒……的哨音。

我把我的这种对于人生、对于工作、对于青年的现在叫做极其阳光的想法贯彻到实际工作中，我致力于让我所联系的团组织的成员们懂得已经具备了怎样的可能，我们必须努力，我们必须使社会使国家使人类使我们自身比已有的现有的社会国家人类自身好上千倍万倍。

一个是组织大报告，要让团员们真正动起来。一个是组织文艺演出和联欢，正是在文艺节目当中，可以充分表达我们的美好的理想，我们的崇高的情操，我们的善良的心愿。再一个我相信的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包括会议上（叫做生活会，真是可爱呀，生活会！）与私下里的交换意见。这也变成了我的童子功，看家本领。

这样的做人、交友、处世态度，这样的人生基调我至今并不陌生更不丢弃。我给别人提过些什么批评，别人对自己提过些什么意见，倒真有点记不详细了。

而我的被批评包括爱睡觉，丢三落四，流露骄傲。还有一条，当时有一苏联影片《勇敢的人》，描写一苏联英雄青年，敌后大战，扒火车，炸大桥，救美人等，社会主义内容，好莱坞形式，煞是好看。中间有一德国胖军官，半裸着在小溪中洗澡，吹着口琴。我姐姐很敏感，学会了这个口琴旋律，又教给了我。我也就没事哼哼起来，同志们普遍认为我哼哼德寇的口琴小调是“感情不健康”的表现。

一个骄傲的问题，一个感情健康的问题，我始终是警惕的。人不应该骄傲，骄傲令与你一起的人讨厌，这是毫无疑问的，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与集体相比较，与人民相比较，个人不足恃，这些我都心悦诚服。感情健康问题我接受一部分批评，人是不可以放肆的，人应该时时自律，我同意。我也一直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例如苏联小说中极力描写渲染的人的美感、多情、精神生活的丰富性在我们这里动辄被说成是“不健康”？

那时我最爱读的苏联小说是《幸福》，作者巴甫连柯。后来知道，此巴不但制造个人迷信，而且善打报告，害人致死。我最爱看的电影是《丹娘》。我最喜爱的是卓娅上中学时参加新年联欢会的场面。

在社区（当时叫做街道）政权和党组织尚未健全的情况下，区县的机构已经相当基层，相当实际了。

我多次被党的区委调去参加一些中心工作，包括取缔一贯道。我深感国人的迷信愚昧，会道门的无孔不入易于得逞与全无可取。

我也参加过天主教“三自（自传自立自养）革新”的工作。我们发动下层教徒，揭露洋神职人员与他们的同伙的问题，批判圣母军、圣母御使团等组织。我曾经试图去动员一个教会办的孤儿院的孩子们起来揭发“帝国主义”，不怎么成功。我是铁嘴钢牙，讲了一段很厉害的话，使孤儿院的一位工人极其佩服，但是小孩子们则面无表情，我临走时还集体大声诵经，以示抗议。

这段工作经历对于我还有一个教训，第一次开完会，与几个同伴一起去东四吃馄饨。吃完馄饨，我把写着注意保密的笔记本落在了馄饨摊上，虽然摊主立即送回了此本，我还是因违反保密纪律而受到“劝告”处分。后来，劝告处分一说，从党章上取消了。

一九五〇年，社会上搞镇反，我留下印象的是被枪决的汉奸名单中有我幼时读过的《小实报》主编管翼贤。机关内部搞清理中层。我参加了清理中层工作。此工作办的负责人是区委宣传部长。他连夜主持会议，一次我在打盹，他可能发现了，便问：“王蒙同志你看这样做好不好？”我蒙眬中听到点名，便答道：“是是是是是！”区公安局一位领导大笑，说我这是“旧警察作风”，其时公安部门正在进行反对旧警察作风的学习吧。

区委的干部与青年团干部大不相同，他们中来自地下的学生党员的只是一部分，主要领导来自老区的农村和部队。他们相对更加朴实的作风和直率的谈吐，给我以启发。可能是老区的习惯，他们称呼旁人都加“老”字，给我打电话时一张口就是“老王同志吗”？我听着新鲜而又亲切。我那时只有十六七岁。

区里的工作使我接触了很多实际，至少使我知道，同是共产党员，同是领导干部，他们是怎样的不同。有的沉默寡言，但是说一不二地做事。有的牢骚满腹，骂骂咧咧，但确有他的独到之处，再说细想起来，他的怪话连篇也是事出有因，这种人有他的特别的人缘。有的动辄发火，说话如吃了枪药，但是过去就完，不存在心里。有的专说酸溜溜的讨厌的话，实际上并无大恶。只有多看别人长处才能和谐做事。其次是我知道有许多事情看起来很简单明确，什么应该什么不应该，似乎是判若水火。但是实际做起来，却常常没有那么干脆。例如一个病号，做不了多少事了，但仍然需要许多照顾，你能说什么呢？有些会议，拖拖拉拉，令你失望起火，但不开这个会行吗？或是上级要求了，必须开，或者为了沟通，必须扯过来扯过去……而一旦情况紧急，领导一句话就定了乾坤，圪哧咯喳，齐了。这些经验，使我与那些从报社、从大学、从领导机关出来的作家同行的思路有些不同。

有些干部露骨地谈论自己的或别人的职务、级别、待遇。这一开始令我大惊，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是彻底革命的，难道也讲做官、讲升迁、讲尊卑次序吗？那该是多么庸俗啊。

那时的生活和制度确实还有更多的战时共产主义色彩，开始是供给制，大锅饭，一起白吃，每人每月有少量津贴费用，只够买肥皂牙膏，女性多几块钱，说是要买女性特殊需要的卫生用品。

一九五二年后，我们改为包干制，我是七等某级，相当于后来的十九级，每月有包干费约二十元。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些，而且我参加工作时单位里床不够，我从家里拿了一副铺板与一双凳子使用，此后，根本不想要它，就无声地自动捐给了机关。

一九五四年，我们作为党委干部，最后一批改为薪金制。政府部门的则早就改了，比我们有钱得多了。薪金制甚至使我略感惆怅。薪金云云，不是不无旧社会色彩的庸俗吗？我宁愿意称之为工资，一提到工资，离工人阶级似乎近了点。

我一度认为父与母的生活也将揭开崭新的一页。一解放，身为华北大学四部研究员的父亲穿着灰色干部服回到了家中，而母亲不久也成了区各界代表会议的代表，我还以为从此天下大吉了呢。但是，当我知道父亲去了这么多年解放区却并不是共产党员的时候，当我知道父亲在华北大学没有多少事可做，后来应聘到辅仁大学哲学系教书，而且他的课反映并不怎么样的时候，我失望了。母亲在全国妇联幼儿园的工作也没有能坚持下去，很简单，那里太辛苦了。而等到我从中央团校毕业以后，父亲又把他的离婚的问题提到我的眼前。

是的，不是提到母亲面前，而是提到我面前。从一解放起，差不多，总是父亲来找我，来诉苦，来出题目，来讲他的苦衷，讲他这一生有多少潜力被压制着，因为他的家庭生活婚姻生活太不幸了，他的才能他的资质（这是他爱讲的一个词）是怎样的被忽视乃至受到不公正的对待。

从理论上我认定，父亲与母亲离婚有可能为他们创造新的可能，离婚有可能成为一种文明，我来操办。

母亲提出每月五十元的赡养费用，我说服父亲一口答应，当时父亲的月薪只有七十多元，但是我采取了手段，第一，我答应每月给母亲送去五十元后，再想办法要出钱来转手给父亲，至少退“税”二十元，就是说父亲应该负担三十元左右的费用给我的弟弟和妹妹，直到他们生活自立为止。第二，我明白，他们二人订的协议并无法律效力，先办了离婚，给父亲以自由，给母亲以尊严，其他的，再说。

父亲就是这样的人，确定离婚了，他似乎依依不舍，和全家，和母亲合影留念，眼泪汪汪，以至于我与姐姐等人以为他不离了，倒是母亲反过来说了点冠冕堂皇的话：这并不是你我个人的问题，谁让我们赶上了旧社会，祝你前途光明远大。

当然，这些事后来办得很麻烦，为此我甚至于向旁人借过债，作为周转金。

然后父亲匆匆结了婚，不久又闹了起来，其火爆程度不亚于过去。

但是父亲有一个特点，至今我也分析不清楚，他当时已因院系调整到了北大哲学系，他几乎对谁都不满意。但是他从来没有忘记歌颂共产主义与马列主义。他读列宁的《哲学笔记》，那种兴奋，那种服膺，那种称颂，堪称感天动地。他读毛主席的“两论”也是称颂备至，他对所有的大事大是大非都坚决听党的听中央的，而且，他对我这样带着激情，带着真情实感来讲，讲一次再讲一次再讲几次几十次，不像是作秀也绝无作秀的必要。

父亲的全部表现中，唯一带点政治上的另类色彩的是，他常常从收音机里听到一些重大活动的参加者的名单，谁谁主持，谁谁讲话，谁谁剪彩，参加者有张某某，李某某……他会说：“老是一样的名单，多么寂寞啊。”

我的反应差不多是轻蔑地一笑，怎么着，您想上这个台盘吗？

我通过区里有关部门，给母亲找了一个小学教员的工作，她大致胜任。有一段她被吸收去听党课，她很兴奋，声称自己“入党了”，不知为什么，此事没有下文——可能与一九五七年后的形势和我的变故有关。

那时我们住在西四北小绒线胡同，两个微型小院。父亲到前院看我，母亲甚至给他做过饭，符合我的文明离婚的设想。赡养费用的猫腻终于曝了光，改成了三十五元，母亲也接受了。

直到一九五六年，母亲得知父亲的后妻怀了孩子，母亲突然大怒，一直对父亲抱咬牙切齿的态度。此后母亲一直是愤愤不平，耿耿于怀，觉得自己是天下最倒霉的人，她张口闭口都是讲一个恨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