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5章 公元前177年之大汉王朝（三）

在汉文帝刘恒的统治时期，为了恢复和促进农业生产，减轻百姓的负担，他实施了一系列的税收减免政策。

公元前178年和公元前168年，文帝两次宣布“除田租税之半”，

将原本的十五税一（即纳1/15的土地税）减为三十税一（即纳1/30的土地税）。

这一政策在文帝十三年（前167年）达到了顶峰，当年他免除了全部的田租。

这些措施在短期内无疑对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农民得以减轻负担，有更多的资源投入到生产中。

然而，这些政策也有其双刃剑的一面。

对于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阶级来说，

税收的减免意味着他们可以以更低的成本保有和扩大自己的土地，

这助长了他们兼并土地的贪欲。

结果，大量自耕农因为生计困难，

不得不将自己的土地出售或出租给地主，从而沦为租佃农民或依附农民。

这种现象在西汉中期及东汉中期以后变得日益严重，

土地兼并问题逐渐成为社会矛盾的一个重要方面。

荀悦在《汉纪》中对文帝的这一政策提出了批评，

他认为虽然官方的税收降低了，

但实际上却允许地主豪强随意征收高额的地租，

这相当于官方在间接资助地主对农民的剥削。

荀悦指出：“官收百一之税，民输泰半之赋。

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

文帝不正其本，而务除租税，适足以资豪强耳。”

这句话揭示了文帝政策的局限性，

即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土地兼并问题，反而可能加剧了社会不公。

与荀悦的观点相对照，班固在《汉书》中则将文帝减免田租的做法视为仁政，并予以歌颂。

这种差异反映了不同历史观点和价值判断的冲突。

除了减免田租，文帝还减轻了算赋（人头税），将每人每年交120钱减至每人每年交40钱，

这在当时是一项重大的减税措施，直接减轻了百姓的经济压力。

同时，文帝还减轻了徭役，实行“偃武兴文”的政策，将成年男子的徭役从每年一次减为每三年一次，

这不仅减轻了农民的劳动负担，也使得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农业生产中，从而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

公元前175年，汉文帝刘恒做出了一个重大的经济决策：

废除了盗铸钱令，允许民间私铸钱币。

这一政策的实施，意味着国家放弃了对铸币权的垄断，实行了一种放任的铸币政策。

这一决策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其中最著名的反对声音来自贾谊。

贾谊主张国家应该垄断铸币权，以维护中央集权和经济稳定。

然而，文帝并未采纳贾谊的建议，部分原因是当时太中大夫邓通正受到文帝的宠幸。

文帝希望邓通能够富贵，因此赐给他铜山，让他铸钱。

这一政策的实施，导致了西汉时期货币的不统一和铸币权的分散。

地方诸侯，如后来发动七国之乱的吴王刘濞，开始开采铜山铸钱，

从而在经济实力上积累了与中央抗衡的能力，这对大一统的局面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有观点认为，这种铸币放任政策使得朝廷处于一种潜在的危险之中，

如同“抱厝之积薪之下而寝之下，火未及燃”，一旦地方势力的野心被点燃，就可能引发大规模的叛乱。

事实上，吴王刘濞和大夫邓通的钱遍布天下，最终导致了以“清君侧”为名的七国之乱。

桑弘羊曾指出：“汉文帝之时，纵民铸钱，吴王擅障海泽，邓通专西山……不反本何为？”

这反映了当时一些有识之士对文帝政策的担忧。

文帝的自由铸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还加剧了社会的贫富差距。

由于普通平民并不具备铸钱的技术、资金和资源，因此这一政策实际上使得富人越来越富，而穷人越来越穷。

富人可以通过铸钱来增加自己的财富，而穷人则不得不依赖富人提供的货币，从而进一步加剧了贫富分化。

这一点，唐代的刘秩曾有深刻的论述：“若许其铸钱，则贫者必不能为。

臣贫者弥贫而服役于富室，富室乘之而益恣。”

这表明，自由铸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穷人的经济权利，使得他们更加依赖于富人，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

在汉文帝刘恒的统治时期，国家对盐、铁和铜的经营采取了更加放任的政策。

《盐铁论·错币》中记载道：“文帝之时，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

这一政策的实施，使得民间的经济活动得到了极大的自由，

商人大贾、豪强地主甚至地方诸侯王纷纷占有山海，

积极参与采矿、铸币、冶铁和煮盐等活动，

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商业网络，参与人数甚至可达到“至千人”。

这种放任政策不仅促进了经济的繁荣，也导致了社会风气的显著变化。

许多百姓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逐渐放弃了传统的农业生产，转而投身于工商业。

正如当时的社会现象所描述的那样，“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趋末”。

这句话反映了汉文帝时期的百姓，类似于战国时期的情况，

大多数人选择了追逐短期利益，而忽视了农业这一根本性产业。

随着工商业的兴起，社会结构和风气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逐渐向商业化倾斜，

传统的农耕文化受到挑战。

许多家庭的经济来源不再依赖于土地的耕作，

而是通过参与商业活动来获取财富。

这种转变虽然在短期内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但也埋下了社会不稳定的隐患。

在这种背景下，地方豪强和商人逐渐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和权力，

他们的经济实力使得他们在地方上拥有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甚至威胁到了中央政权的稳定。

文帝的放任政策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

也导致了社会的分化和矛盾的加剧，为后来的政治动荡埋下了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