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19世纪中叶以来,中外众多思想家对于中国政治社会进行过深刻思考和研究。例如,社会体制方面,梁启超、严复、黑格尔等人认为传统君主专制下人民无自由,但孙中山、钱穆等人则认为民众自由太多,犹如一盘散沙。这一悖论现象其实并不矛盾,恰恰是中国社会的两个基本特征,即国家权力专制的范围宽泛与国家治理社会的能力软弱。[1]换言之,尽管国家(君主)专制权力强大,但国家(君主)治理能力却不足。再如,官僚体制方面,美国学者孔飞力认为,帝制时期君主专制权力和官僚体制权力之间“陷入了一种两难境地”:“君主不得不用成文法规来约束成千上万为他服务的官僚,以确保他们每个人都按照体现他的利益与安全的行政程序行事”,而官僚身处体制,“始终受到琐细的规章条例的制约,包括形式、时效、文牍、财政和司法上的限期,以及上司和下属之间的关系”,“这些繁琐的规章条例至少也为他们的职责划定了某种边界,从而为他们提供了一定的保护,使他们得以对抗来自上司或君主本人的专制要求”。[2]简言之,君主虽握有至高无上的专制权力,却无法消除官僚体制的消极对抗和牵制,管控官僚体制的能力不足。英国学者约翰·豪评述帝制时代的国家时说:“那些描述传统帝国的著作或者倾向于强调它们的强大,或者强调它们的软弱。但是,这两者都是现实的存在。帝国的悖论(而不是自相矛盾)是它们的强大,即它们的宏伟遗址、它们的专断、它们对人的生命的轻蔑,掩蔽了它们的社会软弱性。这种强大恰恰建立在并反映了其社会软弱性。这些帝国无力深入渗透、改变并动员的社会秩序。”[3]也就是说,帝国权力的强大与社会能力的软弱是对立统一的,是一体两面的表现。

那么,为什么权力专制的国家(政府),其国家(政府)能力不一定强?国家(政府)怎样才能做到既能贯彻自己的权力意志,又能提升自己的能力?国家(政府)权力与能力之间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博弈和互动关系?近代以来,国家(政府)的权力与能力呈现出一种怎样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