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中国与乡土传统——‘魁阁’80周年暨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4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致辞

李培林[1]

各位魁阁学人亲属、各位专家学者：

大家上午好！

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纪念魁阁社会学调查80周年。魁阁社会学调查是我国社会科学发展史上的一段传奇。大家可以想象，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抗日战争炮火连天的岁月里，一群二三十岁的年轻学者，在刚刚获得博士学位归国的年仅28岁的费孝通先生的带领下，怀着为抗战胜利后发展建设做准备的理想，潜心研究，开展了那么多有规划、有设计的乡村深入调查，发表了那么多传世之作，培养了那么多学术大师。我们回过头想想，觉得这真是一段非常神奇的学术史。

他们当时的年龄有的比我们大学毕业时还要年轻，他们能取得那样的学术成就是因为他们把学术视为天职，有使命感。费孝通先生后来在一次会议上说起这段历史，他说我们是怀着抗战胜利后为国家的发展建设奠定一个认识中国社会的基础的理想。我就在想，当时外面炮火连天，昆明这边还时有轰炸，吃饭都是问题，怎么还会这么潜心地在这里搞这种研究？就是因为他们怀有使命。那么这个理想是从哪里来的呢？当然我们可以说是来自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或者像梁启超说的，是近三百年来中国学术史走向实践的取向和意识。不管怎么说，我觉得是知识分子群体救亡图存的意识在学术追求上的反映。

我阅读魁阁作品，有三个方面印象最深，给我的启发最大。

其一，就是理论的重要性。费孝通先生在《禄村农田》导言里说，他在写《江村经济》的时候，还认为调查研究不需要理论，甚至要防止理论的干扰，或者说理论也就是材料描述的一个合理安排。但他从英国学习回来之后，认识到理论假设和分析逻辑的重要性，有没有理论假设和分析逻辑是区别社会调查和社会学调查的分水岭。费孝通先生这个话我现在还是很认可的。有一次，林南先生来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作演讲。我问林南先生，在数据分析中，如果验证结果与理论假设发生冲突，是放弃理论假设还是放弃验证结果？他说，富有想象力的理论假设都是在一系列研究基础上提出的，来之不易，要坚持理论假设，修改验证方法。这让我感到很震惊。他说，当然也有意外，你可能确实有一个超出假设的重大新发现，但是这种情况是非常少见的。我讲这段话的意思是，我们现在已经做了大量农村调查，但多数都是资料的堆砌，优秀的科研成果都要有一个很好的假设和逻辑。

其二，是方法的重要性。费孝通先生非常重视类型学的方法，他说比如碾米，用一个石碾把谷物碾成米，这算农业，但如果用一个电机把它碾成米的时候，它在物理形态上虽然是同样的一个变化，但这就算工业了。费孝通先生说，结果虽然没有变，但是这个过程发生了质变，是从畜力、人力到电力的质变。张之毅的《易村手工业》发现了不同类型的乡村工业，即织篾器的手工业和造纸的作坊工业，前者是利用剩余劳动力为了自身消费的生产，后者是利用资本的剩余为了市场消费的生产，是不同的乡村工业类型。这种类型学受到费孝通先生的高度重视。在改革开放后费孝通先生进行的调查研究中，你到处都可以看到这种类型学的使用，比如在吴江小城镇调查中把小城镇划分为六种类型，比如农村劳动力转移中“离土不离乡”和“离土又离乡”的区别，比如对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珠江模式的划分，等等。这种类型学的方法，成为我国质性研究过程中概括总体和多样性的经典方法。费孝通先生后来说，从《江村经济》到《云南三村》以及他后来的研究，有一条理论的线索，那就是应用类型比较研究。

其三，研究乡村也要跳出乡村。从对云南三村的研究到史国衡的《昆厂劳工》也有一条延续的理论线索，即农村非农化、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的类型学。我国有几百万个自然村，在村落发展的过程中塑造不同发展阶段的经典类型，是概括从农耕村落到村落终结历史的一个办法。我写作《村落的终结》，也受到这条理论线索的影响。《昆厂劳工》可以说是我国第一部写农民工的著作，对他那个时代是比较超前的，至今还没有得到足够重视。陆学艺教授晚年也谈到“反弹琵琶”是研究农村发展的新思路，意思也是一样的，就是要把乡村的城市化作为乡村研究的视野。

现在，离魁阁时期已经过去80年了，但我国今天面对的乡村问题，很多似乎依然是魁阁研究面对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还是怎样才能让我国农民普遍富裕起来。

明年也就是2020年了，我国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2021～2025年第十四个“五年规划”时期的发展建设，也即将制定到2035年的未来15年走向基本现代化的路线图。在“十四五”时期的一个重大跨越，就是从目前的中高收入发展阶段进入高收入发展阶段。2019年，我国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左右，按照目前的GDP年均增长速度、人口增长情况和汇率变化，我国人均GDP有可能在2023年或2024年超过12600美元的高收入国家发展阶段的门槛。但这只是世界银行对发展水平的一种划分，我国进入高收入发展阶段之后，也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高收入发展阶段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概念完全不同，人们通常把经合组织（OECD）称为“发达国家俱乐部”，它目前有38个成员国，基本上都是欧美发达经济体，人均GDP多数在2万多美元到8万多美元之间，亚洲国家只有日本和韩国在里面。从我国的实际发展水平来看，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我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不能轻言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不少国家进入高收入发展阶段后长期徘徊，甚至出现倒退。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最大的软肋就是城乡发展之间的巨大差距。大家都知道，在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虽然也有一定的城乡差距，但农民通常不再是穷人，属于中等收入甚至以上的人群。当然，他们往往被视为更加注重家庭、婚姻、宗教、农耕等传统价值的保守选民。

我国至今仍然是一个农民大国。2018年，按户籍人口计算，我国还有约8亿农民，按常住人口计算，还有约5.6亿农民，按农业劳动者计算，还有3.4亿农民。而在2018年的GDP中，农业（第一产业）增加值所占的比重已经下降到7.2%，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出现了严重的背离。这么多农民，产出和分享的GDP蛋糕却很有限，这是农民难以普遍富裕起来的根本约束条件。

目前，从总体上看，我国绝大多数农民还没有摆脱相对贫穷和低收入的状况。2018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4617元，只相当于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9251元的约1/3（37%）。区域差距也很大，比如2018年甘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804元只相当于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4不到（22%）。

农民难以普遍富裕起来，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我国农民人多地少，绝大多数是小农，每个农户的平均耕地面积只有约0.5公顷，相当于欧洲农户平均耕地面积的1/80～1/60，单靠农耕收入微薄。在有限耕地面积上的大量投入，使单位面积尽管产出较高，劳动生产率依然较低。黄宗智曾把这种现象称为农业的“内卷化”。中国农民要富裕起来就要走出“内卷化”。

走出“内卷化”并使农民富裕起来的一种常规道路，就是农业的规模化和机械化，从而大量地减少农民，大幅度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但从东南亚一些农地缺乏的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经验看，农业普遍像西方国家那样实行规模化经营很难做到。当然，这条路我们也还要继续走，也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我国目前已经有约1／3的耕地实现了流转，也有近2.9亿农民转移到二、三产业，成为农民工。

这条路目前在我国面临很多新的挑战，能够继续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已经为数不多了，能转移的差不多都转移了，现在农村“80后”及以后出生的青年人已经很少务农了，现在的农民可能是我国最后一代传统小农。务农的农民也过早出现了老龄化，很难再转移成非农劳动力，农民工的增加已经遇到新的瓶颈。理论上依然存在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但实际上已不再可能成为工商产业的劳动力后备军。

靠政府转移支付让农民富裕起来更不现实。我国作为农民大国和发展中国家，农产品价格也已经多数高于国际市场价格，靠政府补贴和提高农产品的价格都已经没有太大空间。

怎样让广大农民普遍富裕起来，进入中等收入群体，是我国现代化面对的最大难题。在转移农村劳动力大潮接近尾声时，我觉得另一条可行的路，也是缺地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就是农民更广泛地兼业，大规模地盘活农民的剩余劳动时间，这方面潜力很大。现在农业机械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农民的剩余劳动时间大量增加了，所谓农民“三个月种田，一个月过年，八个月赋闲”，是对这种情况的写照。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发展农村电商、发展乡村休闲旅游和民宿、发展乡村养老等兼业经营活动，都是盘活农民剩余劳动时间的办法。

昨天，我们去考察了昆明的一家花卉企业，他们的花卉产业主要是在大棚里培植一种迷你玫瑰，也包括种一些其他的高端微型花卉然后卖出去。我们可以想想，现在一亩地种粮食的产出扣除各种成本，如果有500元的年收益就已经很不错了；要是种蔬菜，就可能达到几千元；如果再种点儿高级的、稀缺的东西，那就有可能更高。昨天我们去考察的那家有跨国合作的花卉企业，他们的亩产年收益可以达到上百万元。所以，在我们有限的土地上，农民要富裕起来，不仅要有粮食作物，肯定还要发展粮食之外的作物。当然，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这个种植选择也会与保持18亿亩耕地“红线”有一些冲突，需要在各种种植选择之间做好权衡。

我们国家的发展肯定不能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为代价，要想使农民富裕起来，就要真正找到一条出路。因此，我希望中国社会学能够传承和弘扬“魁阁时代”这样一种学术抱负和关怀，推动我们的国家振兴起来、富裕起来，特别是让那些底层的人能够普遍富裕起来，这样才有可能去实现我们的幸福“中国梦”。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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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培林，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会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