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告书的源流

告书，是战国时期君主或地方官府使用的一种文书，其中上级对属下发布并带有公务命令指派性质的文书属于令书。如《睡虎地秦墓竹简·语书》^[91]所载“廿年四月丙戌朔丁亥，南郡守腾谓县、道啬夫：……今法律令已布，闻吏民犯法为閒私者不止，私好、乡俗之心不变，自从令、丞以下智（知）而弗举论，是即明避主之明法殹（也），而养匿邪避（僻）之民。……今且令人案行之，举劾不从令者，致以律，论及令、丞。有（又）且课县官，独多犯令而令、丞弗得者，以令、丞闻。以次传；别书江陵布，以邮行”^[92]，即是秦国南郡太守腾下达的命令，令其下属官县、道啬夫认真执行法令不得犯令的告书，其中还有对不服从命令论处的内容，如“今且令人案行之，举劾不从令者，致以律，论及令、丞”。有的告书则非令书，如迁陵县守丞色对酉阳县丞主转发的御史“络帬（裙）直（值）书”的回复告书“卅二年四月丙午朔甲寅，迁陵守丞色敢告酉阳丞主：令史下络帬（裙）直（值）书已到，敢告主”^[93]［J1（8）158简］，因为是县丞对县丞属平级发文且文书内容不含命令性，所以不属于令书类。

“告”字出现极早，《尚书·甘誓》中即有“予誓告汝”^[94]之语。作为文书种类其使用方式不同于诰书，但也非段玉裁引《广韵》曰“告上曰告，发下曰诰”^[95]那么简单。从其作为动词的使用对象即可知其文体功能应十分广泛，因为它既可以用于以下对上如《左传·桓公十八年》“鲁人告于齐”^[96]、《左传·定公四年》“使下臣告急”^[97]，以上对下如《左传·僖公八年》“王人来告丧”^[98]、《定公八年》“公以告大夫”^[99]，也可以用于平行关系之间，如《左传·哀公元年》“吴不告庆、越不告败也”^[100]、《战国策·楚策四》“秦王闻之惧，令辛戎告楚”^[101]等。但至今为止并未发现战国之前的告书实物，这些传世文献中所说之“此告彼”的活动，会不会都是以人传言，并不附带文书呢？应该不会。实际上通过文献记载中的蛛丝马迹可知以文书形式向他人发布“告”的做法至少在春秋时期已经十分普遍。以春秋时期列国间的文告为例，《左传·成公十三年》中有晋国向秦国发布的一篇带有檄书性质且被后人称为“吕相绝秦”^[102]的文告^[103]，杨伯峻先生说：“吕相，魏锜之子魏相。魏锜亦称吕锜，故魏相亦称吕相。下文乃绝秦书，或由吕相执笔，或由吕相传递。……杜注云：‘盖口宣己命’恐不确。”^[104]《襄公二十四年》载“子产寓书于子西，以告宣子”^[105]，《昭公六年》载“叔向使诒子产书”^[106]等皆指告书。所以，在春秋时期必然已有以上对下带有命令性内容的告书存在。这符合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否则无法解释为什么到战国时期告令大规模出现。

另外，与诏书的命名方式不同，将其称为“告书”是就其令书文体的整体体式而言，而非因这类文书多使用命令词汇“告”字。因为在不同情况下，告书使用的命令词是有所变化的，如拒绝下属的某些要求或训斥下属时用“却”字，里耶秦简J1（8）134简曰：“月庚辰，迁陵守丞敦狐郄（却）之司空：自以二月叚（假）狼船，何故（早）辟、，今而曰，谒问复狱卒史衰、义，［衰］、［义］事已，不智（知）所居，其听书从事。/庆手。即令行司空。”^[107]大意是说迁陵守丞训斥司空说：从二月就借了狼的船，为什么不早点审理决断，方才询问复狱卒史衰、义，他们在事情结束之后已经离开，不知道在哪，你等着我的命令吧。而且从告令书中命令词的使用频率来看，战国时期仍可以用以下告上的“谓”字，如《战国纵横家书·苏秦谓齐王章》中苏秦向齐王写的文书“抬头”即称“谓齐王”^[108]等，其使用频率要远大于“告”字，^[109]如睡虎地秦墓竹简所载南郡太守腾为训教其属官应认真执行法令而发布的《语书》所用命令词即为“谓”字，“廿年四月丙戌朔丁亥，南郡守腾谓县、道啬夫”^[110]。

同战国末期秦国君主发布命令用诏书，地方官员发布命令用告书的情况有别，其他诸国对诏书、告书用法的区分并不清楚。在魏国，国君发布法令也用告书，如睡虎地秦墓竹简中所载的魏王向其相邦、将军所下的关于户口政策的^[111]《魏户律》“廿五年闰再十二月丙午朔辛亥，○告相邦”^[112]、《魏奔命律》“廿五年闰再十二月丙午朔辛亥，○告将军”^[113]。而齐、燕等国的国君则兼用“诏”“告”之辞称其所发布文书，未加区分。齐国国君用“诏”字称其所发布文书，如《战国纵横家书·苏秦使盛庆献书于燕王章》曰：“今［齐］王使宋窍诏臣曰：‘鱼（吾）□与子□有谋也。’”^[114]用“告”“谓”等字称其所发布文书，如“（今齐王使宋窍谓臣曰）奉阳君使周纳告寡人曰：‘燕王请毋任苏秦以事，’信□□奉阳君使周纳言之，曰：‘欲谋齐，’寡人弗信也，周纳言：‘燕勺（赵）循善矣，皆不任子以事。奉阳［君］□□丹若得也，曰：笥〈苟〉毋任子，讲，请以齐为上交。天下有谋齐者请功（攻）之’”^[115]。燕国国君混用“诏”“告”二字称其所作文书，如《战国纵横家书·苏秦自齐献书于燕王章》云“王谓臣曰：‘鱼（吾）必不听众口与造言，鱼（吾）信若（犹）龁也。大，可以得用于齐；次，可以得信；下，苟毋死。若无不为也。以奴（孥）自信，可；与言去燕之齐，可；甚者，与谋燕，可。期于成事而已。’臣恃之诏，是故无不以口齐王而得用焉”^[116]，即以上对下的告令前称“谓”字，而后称“诏”字，不加区别。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战国时期各国令书文体种类体系的发展水平并不一致，秦国的令书文体种类分离显然要更彻底一些，由此也可以说明秦国的层级制度可能要比其他国家更加明确或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