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文献综述

2.2.1 资本账户开放的影响因素综述

资本账户开放需要宏观经济环境和一系列适当的金融政策改革相配合，这些先决条件是保证资本账户成功开放和持续开放的基础（陈元 等，2014）。对资本账户开放影响因素的研究也是从这些先决条件出发的，总体来看，国内外学者主要从宏观经济因素和政治法律法规环境因素两方面来探讨资本账户开放的影响因素问题。具体来看，其影响因素主要包括：①经济发展水平；②宏观经济的稳健性及通货膨胀率；③国内金融市场深度和政府对金融机构的管理及改革；④国内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和多样性；⑤货币政策；⑥汇率政策；⑦经常账户收支及对外投资水平；⑧外汇储备充裕程度；⑨外贸出口多样性；⑩银行、金融机构与资本市场容量及发达程度。

（1）宏观经济方面。Alesina和Summers（1993）发现当一国政府机构规模越庞大，对央行独立性要求越低时，该国为了保持较低的国内市场利率，越有可能选择实施大范围的资本管制，从而影响该国的资本账户开放程度。Grilli和Milesi-Ferretti（1995）发现当一国政府机构越多，国民收入水平越低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为了获得高额税收，越有可能实施较高水平的资本管制，从而阻碍本国资本账户的开放进程。Leblang（1997）通过研究发现，实行固定汇率制，且外汇储备规模较小的国家往往更愿意实施资本管制，资本账户开放程度也较低。姜波克（1999）发现当一国短期跨境国际流动资本占比较高时，资本账户开放往往会对该国国内经济造成较为严重的冲击。Bumann和Lensink（2016）发现当一国金融深化程度较低时，资本账户开放并不会带来预期中的对贫富差距的改变，甚至有可能会导致贫富差距更加恶化；而只有当一国金融深化程度较高时，资本账户开放才会缓解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但是，熊芳和黄宪（2008）却认为并非只有在金融深化程度较高时才可以开放资本账户，相反，资本管制的放松往往会反向促进本国国内金融的稳定健康发展。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综合分析几种不同的宏观经济变量对资本账户开放的影响。朱冰倩和潘英丽（2015）将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国内金融市场发展深度、金融资产市场多元性与流动性、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外汇储备充足程度、宏观经济环境稳健性综合起来，实证分析这六个经济变量对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的影响。王曦（2015）研究影响资本流出和流入项目开放程度的因素时，发现具有较高的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的通货膨胀率、适当的贸易开放程度、较高的政治民主水平，将同时对资本流出项目和流入项目的开放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而较大的对外净资产头寸有利于资本流出项目的开放。

（2）政治法律法规环境方面。马西森（1995）发现经济政策的延续性、一致性以及可信度会显著影响该国资本账户开放的可持续性。Klein（2005）发现一国制度环境越好，越有利于促进该国资本账户开放。Pandya（2014）发现一国民主程度与资本账户开放程度呈现正相关关系，即一国民主程度越高，往往资本账户开放程度也越高；一国民主程度越低，往往资本账户开放程度也越低。Trabelsi和Cherif（2017）着重探究了私人部门对资本开放的影响，研究发现一国的私人部门越高效，制度环境越发达，资本流动就会越自由，资本账户开放水平也越高。

彭红枫（2015, 2018）认为资本账户的开放需要依赖于良好的宏观经济基础，但也需要配套的政治制度环境以及相应的经济运行机制来保证资本账户开放的可持续性。之前的学者对资本账户开放影响因素的分析都比较片面，虽然考虑了宏观经济因素和政治制度因素，但并未系统地将两者结合起来综合考虑其对资本账户开放的影响，而这两者本身是缺一不可的，单独从一个角度出发可能会得出与从另一个角度出发得到的结论相割裂的结论而使得研究结果具有不足之处。因此，我们需要综合考虑宏观经济和政治经济环境来分析影响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的因素。

2.2.2 资本账户开放的时机选择综述

一国应该在什么时候、选择什么样的时机、以什么样的方式开放自己的资本账户，或者说资本账户开放应该满足什么前提条件，这些问题在近几年来得到了一国政府当局以及学术界越来越密切的关注。资本账户开放一方面可以为一国经济发展带来外部资金，另一方面则会对国内金融稳定造成冲击，产生不利影响。一国的经济承受能力和适应能力，决定着资本账户开放能否对该国国内经济的发展产生促进作用，也决定着该国选择什么时候为资本账户开放的最佳时机。资本账户开放往往需要与国内其他各项金融改革措施配套实施，如汇率自由化改革、利率市场化改革。如何对这些改革措施进行合适的安排，这些金融改革的先后顺序应该是什么，着力点在哪儿，这些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在学术界也存在着激烈的争论。2012年，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一份名为《我国加快资本账户开放的条件基本成熟》的报告，该报告从国际一般标准出发论述了中国扩大资本账户开放的条件已经成熟。2015年，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国家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中国将在2015年加快实现资本项目的可兑换。随后，一系列相关调查研究政策报告相继出台，毫无疑问，中国资本账户开放已处于顶层设计的关键时期。无论是政府还是学术领域都针对这个话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而讨论的核心就是如何确定深化国内结构性改革、实体产业转型升级和资本账户开放的先后顺序问题，即资本账户开放的最佳时机选择问题。

一国有效进行资本账户开放的时机选择应该根据本国的初始条件，在评估本国金融部门和经济承受能力的基础上，安排合适的开放次序、制定合适的开放策略和把握一定的开放尺度，这是资本账户开放时机选择问题的核心和本质。Schneider（2000）认为资本账户开放要达到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需要具备一定的前提条件，包括财政稳固、政府负债较少、经常项目收支平衡、金融发展达到一定水平、贸易出口多样性以及中央银行或金融监管部门宏观审慎管理等。Bekaert等（2001）指出由于各个国家人力资本、要素禀赋、政府管控能力、法律法规体系等因素不同，各个国家推进资本账户开放的时机选择和程度也不应相同。Edwards（2002, 2007, 2008）指出资本账户开放与国内经济、金融改革之间的推进的先后顺序问题，是在经济改革的排序问题中最为主要和关键的问题之一。Chinn和Ito（2006）的实证分析表明资本账户开放并不一定要求金融发展到一定程度。Kose（2009）将金融发展、制度质量、宏观经济政策、市场化等因素与贸易自由化程度等同在一起，这些因素为资本账户开放的平稳推进创造了有利条件。值得注意的是，他的结论并不意味着一国初始条件达到一定程度或者基本成熟后就可以立即开放资本账户，而是说明初始条件没有达到一定程度或者成熟度的国家在选择资本账户开放时要慎重考虑，谨慎开放。熊芳和黄宪（2008）采用1978—2005年的数据，运用最小二乘回归实证分析了资本账户、经常账户的开放（采用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来衡量）与制度质量、金融发展水平、外汇储备占GDP比重、人均GDP等变量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资本账户开放对金融发展的促进是显著而稳定的，但资本账户开放的总体效应受到制度质量制约。Eichengreen等（2011）发现一国要想通过资本账户开放来获得相应收益，关键在于其是否拥有较为发达的金融体系、高效有力的法律法规等。Kaya等（2012）也认为一国法律法规对投资人保护的力度、该国产业结构与工业化水平、金融发展质量、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等，都是影响资本账户开放最佳时机选择的重要因素。Kein（2008）发现发达国家将资本账户开放后，显著地促进了本国金融市场深度，成功带动了经济发展，并且从中获取了较大的收益；而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不健全、市场化程度不高、行政管理效率低下等原因导致资本账户开放时机的延后。因此一国要想尽快地推进资本账户开放并从开放中获得相应的利益，应该先让本国金融发展水平达到一定的程度，超过相应的门槛值。为此，Kein（2008）认为国内金融改革应该先于资本账户开放。与Kein（2008）相同，Eichengreen（2011）在对亚洲国家资本账户开放时机选择问题的探讨中也得出了相似观点。Arora（2013）也认为，在通过资本账户开放获取收益的同时将风险降低到一定水平，则一国在金融制度上和经济发展水平上都要有一定的基础。杨小海（2017）基于DSGE（动态随机一般均衡）两国模型，模拟了中国对外进行股权、债券投资开放的过程，对其中的潜在风险进行评估。模拟和评估结果表明，无论在哪种政策安排下，放松资本管制均会导致中国面临资本外流的压力，而且资本管制越宽松，资本流出速度会越快，甚至出现资本大规模逃离的现象。因此，一国应更加重视经济的结构性改革，使其优先于资本账户开放，同时降低本国居民的风险厌恶程度，加快国内金融体系改革，这些将会显著降低未来资本账户开放后政府或金融监管机构面对资本外流的压力。

此外，就中国资本账户开放时机选择问题而言，当前学术界对利率市场化、汇率改制与资本账户开放之间的关系存在两派观点。对资本账户开放持谨慎态度的学者认为，若要进行资本账户开放，必须先进行利率、汇率的市场化改革，国家只有将灵活的利率、汇率定价机制与一国健全的金融体系相结合才能够有效抵消资本账户开放带来的资本流动冲击，降低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维护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因此应当先进行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再推动人民币资本账户开放（余永定 等，2012）。对资本账户开放持积极观点的学者则认为，人民币资本账户开放的条件应是在推进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改革与资本账户开放相辅相成而无先后顺序，易宪容（2002）在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调研查证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探讨中国资本账户开放问题，认为一些传统理论的假设前提如“三元悖论”和利率平价理论并不适用于中国，中国资本账户开放问题有其特殊性，中国拥有庞大的经济体量，同时中国金融政策、制度体系、法律法规等因素之间关系异常复杂，如果要依照先后顺序，等对内改革全部完成后才开始进行资本账户开放，那么我国可能始终无法满足完美的资本账户开放必要条件，也会因此错失开放时机导致自身发展滞后于世界。因此，马杰（2007）认为中国应统筹推进改革开放，协调推进利率、汇率改革和资本账户开放，这才是正确合理的适合中国的人民币资本账户开放路径。

从根本上说，评估资本账户开放时机选择是否合理的核心标准就是资本账户开放成本的大小，即资本账户开放所引致的资本跨境流动是否会对国内宏观经济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资本账户开放会带来资金的跨境流动，包括国际资本流入和国内资本流出两个方面，短期跨境流动资本的“大进大出”会影响国内货币供给，增大央行货币调控的难度，从而造成一定程度的物价波动，这些影响将一直持续下去直到套利机会消失。同时，从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目标来看，资本账户的开放会对一国的国际收支结构造成冲击继而影响国内经济发展。倪权生和潘英丽（2013）将资本账户开放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风险总结为五大类：国际短期资本“大进大出”冲击国内金融市场；国际短期资本“大进大出”冲击国际收支结构导致国际收支恶化；通胀压力增加导致物价不稳、民心不安；短期外债规模增大冲击地方债务结构，引发潜在偿债风险或可能导致债务危机；货币被跨境资金货币替代的风险导致的金融风险。因此，国内改革与资本账户开放应遵循合理的顺序，完善的国内金融环境以及配套体系的健全可以显著降低资本账户开放的成本。胡逸闻（2015）囊括我国目前存在的结构性变化，采用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展开实证模拟分析，认为人民币资本账户开放应嵌入利率和汇率改革过程之中统筹进行，而不是在完成利率市场化、汇率改制之后再进行。如果政府以宏观经济稳定为主要目标，那么最合适的人民币资本账户开放路径应该是：利率市场化→资本账户部分开放→汇率市场化→资本账户全部开放。盛松成和刘西（2015）、伍戈和温军伟（2013）等学者也认为资本账户开放应当与利率、汇率改革同步进行，协调推进。资本账户开放的前提条件虽然客观存在，但并不是绝对的。苏治和李进（2017）发现，汇率自由化与利率市场化存在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关系，两者都会显著促进资本账户开放进程；更重要的是汇率自由化有助于抑制金融风险的爆发，因此，此三项改革应当遵循“先汇率制度改革，再利率市场化改革，最后资本账户开放”的顺序。裴长洪和余颖丰（2011）运用DSGE模型，分别测算了资本账户开放和利率市场化的先后顺序如何影响宏观经济波动，以及是否增加了社会总福利。羌建新（2005）对资本账户开放、金融体系改革与国民福利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发现，在本国福利最大化的目标下，一国应先进行资本账户开放，再进行金融体系改革，同时，提高汇率弹性会促进本国国民福利的提高，因此，汇率制度改革应处于资本账户开放与金融体系改革过程之中。

2.2.3 资本账户开放的跨境资本流动效应综述

跨境资本流动是资本账户开放最为直接和直观的效应。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资本账户开放将会导致资本流动加剧，但是关于资本流动的决定因素，国内外学者们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Calvo等（1996）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美国以及一些发达国家的低利率甚至是负利率水平，是导致大量国际资本从这些发达国家加速流入具有高利率水平的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原因，因此，利差是资本账户开放过程中的跨境资本流动的主导因素，这在某种程度上论证了资本的逐利性本质。Lane（2004）使用1970—1995年的宏观经济数据，对发展中国家的跨境资本流动展开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国际债权债务流动的决定性因素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国内信贷市场的摩擦。Portes和Rey（2005）研究发现，国际信贷市场不完善、规则制度不健全不仅会影响到资本账户开放的跨境资本流动效应规模，还会影响到跨境资本流动的方向。随着金融发展在国际金融研究中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学术界也开始从金融市场发展水平这一角度来对资本账户开放的资本跨境流动效应问题进行探讨。Aghion等（2004）和Caballero和Krishnamurthy（2004）均认为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发展水平整体上处于中等水平时，其资本账户的开放应该遵循循序渐进原则，过早的开放资本账户会加剧金融动荡的风险，甚至引发金融危机。Aizenman等（2007）、Broner和Ventura（2010）、Park和An（2012）均发现，一国金融市场发展程度越高，金融体制改革越成熟，跨境资本流动的波动幅度就越低，进而越能显著降低跨境资本流动对国内经济的冲击。此外，越来越多的学者除了关注资本账户开放的跨境资本流动效应的规模问题，也逐渐开始注意到资本账户开放的跨境资本流动效应的流向问题。Aoki等（2010）通过模型理论分析得出，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和国内资本市场利率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际资本的流向。近年来，随着计量软件的不断更新，数据的可得性增大，涌现出大量从实证分析的角度来考察国际资本流向的文献。Prasad和Rajan（2008）通过建立非线性的研究框架对资本账户开放的“门阀效应”进行了分析，认为资本账户的开放对国际资本流向的影响有国别上的区别。瑞典、芬兰和西班牙等国家开放资本账户使得资本以不同的形式如对外证券投资或其他对外投资跨境流出，而丹麦、智利、哥伦比亚等国家却出现了资本的净流入。Kalemli（2003）、Gonzalez等（2005）的研究均发现在金融发展水平作用下，资本账户开放的跨境资本流动方向并不一定会令资本始终从利率水平低的国家流向利率水平高的国家。他们认为金融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资本投资所承担的风险水平越低，资本在追逐高利率的同时也会将风险考虑在内。Bayoumi和Ohnsorge（2013）的研究表明，当开放资本账户后，国内股票和债券市场会发生资金净流出，同时这也能使国内投资者有更多的多元化投资机会。Axel等（2006）等人的最新研究表明，国内金融发展水平的不同会影响资本账户开放进程中跨境资本流入或流出的规模，进而影响到跨境资本流动的方向。

近年来，随着中国QDII（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与QF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的相继实施，中国境内境外一些得到认证的合格机构可以在境外境内展开合法投资，这也表明我国资本账户正在逐步开放。为此，学术界对跨境资本流动及其效应也非常重视，针对中国的资本账户开放的跨境资本流动效应的研究也越来越多。杨子晖和陈创练（2015）在非线性框架下深入研究了全球69个国家的跨境资本流动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跨境投资和证券投资的规模和方向与资本账户开放具有很强的联系，并且资本流动的波动性也会随着资本账户的开放而加剧。郑挺国和宋涛（2011）研究发现，一国国内金融发展水平与资本账户开放的跨境资本流动效应存在非线性关系，除此之外，非线性特征还体现在短期资本波动存在结构性和区制转移的问题。

2.2.4 资本账户开放的人民币国际化效应综述

在学术界，学者讨论最多的便是中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与资本账户开放究竟有何关系，而当政府在研究如何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时，两者之间的关系也成为争论的核心。一些学者认为要想为资本账户的开放开辟路径，应当使人民币国际化先于资本账户开放。孙杰（2014）认为人民币要想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必须要国际化，只有当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时，金融衍生产品的市场才能得到大规模的发展，短期资本市场才能够得以开放。孙俊和于津平（2014）认为从根源上来讲，货币国际化与资本项目可兑换具有各自内在的独立性，两者之间并无绝对的关联，但是人民币国际化可以充当在资本账户开放后的内在压舱石，保证人民币的币值相对稳定，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阻止金融危机在中国发生。因此对于中国来说，中国政府应当在人民币资本账户可兑换之前大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但是与此同时，一些学者则认为人民币国际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纵观世界上通用的几种国际货币，其国际化过程都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因此中国政府要想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需要先逐步实现人民币的自由兑换，而在解决人民币自由兑换的过程中，对资本账户进行开放是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的关键一步。孙凯（2014）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就是指人民币不受地域的限制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进行交易，此外，人民币可以在国际贸易中执行清算、支付等国际货币的功能，成为一种被大部分国家和地区接受的货币。因此，人民币要想实现国际化应该先完成人民币自由兑换。孙力军（2008）提出，国际货币不仅仅是货币可以自由兑换，它还有储备、支付等功能。但是人民币要想发挥国际化相对应的国际货币职能，又必须要以资本项目可兑换为前提条件。王国松（2012）认为一国货币要想成为国际货币，需要实现国际货币的一系列基础条件，而在这些基础条件当中最重要的是充分实现该货币的可自由兑换功能。他在分析了我国资本账户下的交易事项以及人民币可兑换现状后，认为我国对资本账户下的交易进行的管制较多，而这些都将制约国外企业、居民将人民币作为资产持有，这对于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有较大的不利影响。上面两种观点都在将人民币国际化和人民币的可自由兑换进行排序。除了以上两种观点，还有一部分学者或政府官员认为这两者之间虽然具有一定程度的联系，但是顺序并不具有先后之分。王锦惠等（2007）认为，一国货币想要实现国际化，但是在起步阶段并不一定会实现完全自由兑换，向着国际货币方向发展的过程可以同货币逐步实现自由兑换密切联系在一起。但需要注意的是，两者之间并不是同一回事。因为纵观世界上的成熟的国际货币，都必然是可以完全自由兑换的，而货币国际化发展初期，货币并不会实现完全可兑换。姜波克（2004）将人民币国际化从初始到成熟的过程与资本账户的逐步开放联系在一起，认为这两者之间具有内在统一性，可以协调推进，同步进行。黄梅波、熊爱宗（2009）将一些初始条件与人民币国际化、资本账户开放综合分析，认为人民币要实现国际化就需要对内改革，如国内金融市场改革、健全金融体系、规范相应法律法规等，同时这些改革措施对于保证资本账户平稳开放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吴官政（2012）通过研究日元的国际化发展历程，以及将日本国内金融发展程度、经济发展水平、资本账户开放联系在一起进行剖析，提出一国货币实现国际化并不必然要求资本账户开放，但是一国货币若要充分发挥世界货币职能则必须开放资本账户；同时，他还提出了今后开放资本账户以推进人民币成为国际贸易结算货币、投资标的货币和国际储备货币的政策建议。殷剑峰（2011）运用面板数据模型，针对美国、英国、日本和瑞士四个重要的国际货币国家1995—2013年的数据，实证分析得出：资本账户开放过程中要逐步放开对于直接投资流入的管制，对于直接投资流出管制放开的同时要注重监管。这些研究成果对中国开放资本账户以及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重要的国外经验。张春宝（2016）也规范分析了美国、日本、德国三个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国家的资本账户开放同货币国际化之间的关系，认为国际经验表明一国要想推动货币国际化，资本账户开放是很关键的因素。人民对一国货币信赖的重要基础是该货币能够实现全球范围内的有效流通，从而使企业或者居民使用该货币进行计价、在国际贸易中使用该货币结算以及官方和民间将该货币作为储备货币或金融资产。杨海荣和李亚波（2017）基于2001Q1—2013Q4的季度数据，结合利率平价理论、占比法和FH条件，计算了中国实际资本账户开放度，再运用经典的“货币锚”模型在面板数据基础上，分2001Q1—2009Q4与2010Q1—2013Q4两个阶段，讨论了资本账户开放对人民币国际化“货币锚”地位的影响。

2.2.5 文献的进一步评述

（1）有关资本账户开放影响因素的文献。通过上文对资本账户开放影响因素文献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国内已有部分学者分析了资本账户开放国国内经济金融初始条件发展状况对资本账户开放的影响，并得出一些有益的研究结论。但这些文献也存在着不足之处，这些文献在对研究样本进行划分时，并没有按照一定规范进行统计分析，而是采用定性的方式，该类方法过于主观和随意，容易对研究结果造成较大的偏误。此外，一些文献采用了定性研究方法对资本账户开放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但在实证分析过程中常常会出现研究样本选取过少、样本时间期限较短甚至是利用横截面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等问题，从而导致实证分析结论代表性不强，或者是较难反映出开放国国内经济金融初始条件发展状况对资本账户开放影响的长期动态机制。此外，通过文献梳理本书还发现，大多数文献均只关注金融发展、制度质量、对外贸易开放程度等某一条件单一异质性的作用机制，忽略了开放国实施资本账户开放决策时面对的是一系列初始条件这一典型事实。有鉴于此，本书在对资本账户开放的条件展开研究时，综合评估和考察了一系列初始条件异质性对资本账户开放效果的影响，对区分和估计各类初始条件的重要性和门槛水平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本书将综合考量资本账户开放的增长效应和风险效应，在考虑一系列初始条件门槛效应的影响机制下，提出在资本账户开放综合效应最大化的目标和原则下，一国政府当局应采用一套动态优化管理机制实施资本账户开放决策，其中，重点关注并实时评估各经济金融初始条件的成熟度，择机安排最为合理的资本账户开放次序和尺度。

（2）有关讨论资本账户开放时机选择问题的文献。通过上文可知，已有文献中关于资本账户“何时开放”问题的探讨大多以定性分析为主，研究方法过于主观和随意，从而影响研究结论的准确性，本书将在资本账户开放综合效应门槛回归模型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构建资本账户开放条件成熟度模型，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更加准确和科学地解决资本账户开放时机选择问题。同时，现有文献对资本账户开放次序方面大多关注“国内金融改革与资本账户开放孰先孰后”的问题，而较少关注资本账户内部各子领域之间开放的先后问题。本书将通过对资本账户各子领域开放条件成熟度的判断，尝试性地解决资本账户内部各子领域间的开放次序问题，为中国有序推进资本账户开放提供理论基础。

（3）有关资本账户开放的跨境资本流动效应分析的文献。现有文献对跨境资本流动问题的探讨大多针对单一国家或同一类别的经济体，而鲜有文献对不同类别国家的资本账户开放与跨境资本流动的关系展开比较研究。同时，现有文献对跨境资本流动问题的研究大多基于线性框架，假设资本账户开放与跨境资本流动规模之间的关系是固定不变的。为此，本书在相关研究基础上进行有益的补充，尝试性地在非线性框架下研究资本账户开放与跨境资本流动之间的关系：一是结合金融发展水平，运用面板平滑转换回归模型分析跨境资本账户开放与跨境资本流动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的渐进演变；二是比较和分析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资本账户开放的跨境资本流动效应的差异。

（4）有关资本账户开放的人民币国际化效应的文献。通过上文对已有的探讨资本账户开放的人民币国际化效应问题的文献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大多数文献对资本账户开放的人民币国际化效应的分析都是基于定性研究，而鲜有文献采用定量分析方法来研究资本账户开放的人民币国际化效应。为弥补这一缺憾，本书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借鉴货币国际化经典模型——“货币锚”模型，定量分析资本账户开放的人民币国际化效应。此外，本书在实证分析的样本选择上摒弃了以往文献中的人民币国际化路径遵循地理拓展的模式，即先周边、再亚洲、最后全球化的路径，提出人民币国际化应以货币职能拓展的方式推进，进而选择能够以较低成本承受人民币国际货币职能的地区作为样本，为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选择提供了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