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两型农业”生产体系构建的经济学理论基础

（一）农业经济学——农业资源稀缺、技术创新与环境产出

农业经济学以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框架为基础，以农业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是研究农业经济活动中人类经济行为和现象的应用型产业经济学。我国农业经济学的发展源于苏联的农业经济学，随着经济的改革开放，我国农业经济学的发展也有了长足的进步，融入西方经济学、发展经济学、计量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以及西方农业经济理论，发展成为现代农业经济学。基于本书的研究重点，本部分着重介绍农业资源稀缺、农业技术创新和农业环境产出。

1. 农业资源稀缺性分析

自然资源是农业赖以发展的基础。长期以来，我国农业“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粗放式增长和发展方式导致农业和自然资源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水、土地等自然资源的稀缺性是农业经济学理论分析的逻辑起点。

从水资源看，水资源的供给与市场需求和价格无关，供给无弹性，需求呈刚性。我国大部分地区存在不同程度的水资源短缺问题，总体上看，南多北少、东多西少，差距悬殊，同时降水的季节性、区域性分布不均加剧了区域水资源供给和需求的矛盾。缺水干旱在较大程度上影响着农业的产出，据统计，20 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农业旱灾损失占自然灾害损失的60%以上，且这种情况存在逐年加重的趋势。在稀缺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提升农业水资源利用效率成为一个重要的努力方向，我国农业水资源的利用效率仅为30%～40%，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同等农业产出，农田净耗水量约为发达国家的2 倍以上。由此，提高农业水资源利用率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必然选择，以推动“两型农业”建设。

从耕地资源看，受干旱、地形、瘠薄、洪涝、盐碱等因素的影响，我国质量较差的中低产田占60%以上，严重影响了我国耕地的生产能力，加剧了耕地资源的短缺。耕地资源的稀缺性以及人类对土地产出量增加的需求，引起了相关部门和学者对传统土地粗放经营造成资源浪费的反思，逐渐开始了对土地分区利用和集约利用的研究。在杜能的农业区位理论的基础上，一些学者开展了农业动态空间布局关系的研究，分析了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对农业土地利用类型和农业土地的经营集约化程度的影响；之后辛克莱尔等学者在现代化城市快速发展的基础上，分析了城市扩张对农业土地的影响。我国发布的国土资源总体规划，明确了土地的分类和分区管理，是土地集约利用的充分表现。农业生产资源还包含劳动力资源、资本投入、技术投入、辅助资源等，囿于篇幅，这些生产要素不做进一步描述和分析。

2. 农业生产系统与农业技术创新

农业技术创新和技术投入的价值在于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以更少的资源投入产生更多的有益农业产出，从而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增加农民收入。技术创新和技术投入是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英国的经济学家希克斯研究了生产要素稀缺对技术创新的诱致性，认为生产要素相对稀缺性引致了相关技术的研发，若技术创新或者技术投入能够替代生产系统中稀缺的生产要素，那么生产系统就能够获得更大的产出。在希克斯要素稀缺理论的基础上，日本经济学家速水佑次郎和美国学者弗农·拉坦分别研究了日本和美国的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提出了要素稀缺诱导的技术创新理论，研究认为日本通过土壤肥料和保护农作物技术的研发应用，替代相对稀缺并缺乏供给弹性的耕地资源，使得较为稀缺的生产要素的限制被技术创新和技术投入所释缓；而美国则通过农业机械技术创新道路，替代稀缺并缺乏供给弹性的农业劳动力资源。[16]

19 世纪中叶，马克思对地租理论、农业大生产和小生产理论、国家土地制度理论等农业经济的重大问题的阐述，为后续的马克思农业经济学的系统形成提供了基本的指导思想和方法，也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土地集约利用的相关理论，农业生产科学技术必须通过劳动集约或者资本集约的方式才能实施，否则离开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不能发挥很好的作用。而随着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和先进技术在农业生产系统中的大量应用，科学技术在土地集约利用上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并在土地增产中发挥了越发重要的作用。技术集约逐渐发展成与劳动集约和资本集约同等重要的土地集约利用类型。

3. 农业生产系统与农业环境产出

现代农业生产体系中，化肥和农药已成为基本的农业生产资料。从经济学边际效应递减规律看，化肥和农药的投入与农业产出并不是一直为正相关关系，而是呈现出边际效率递减的趋势。与此同时，农用化肥和农药施用量的持续增加，对农业生产环境造成持续的破坏并产生了一系列的连带影响，虽然少量的化肥和农药的使用可以由环境的自我修复功能抵消，但是随着化肥和农药在土壤中的累积达到一定量之后，单位面积化肥和农药的施用量将会对农业生态环境造成比之前更大的破坏，且需要付出更大代价和成本来修复农业生态环境。

目前我国农业生产中存在比较明显的化肥和农药的粗放使用和过度投入的情况，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随着化肥施用量的增加，土壤板结、土地肥力下降的情况逐渐加剧，同时当化肥施用量超过了土地承载力之后，化肥会随灌溉等流入周围水体，水体富营养化、藻类滋生，破坏区域水体环境，导致更加严重的农业面源污染问题。除化肥和农药外，造成农业环境污染的还有禽畜养殖业的污染、农业地膜使用量和残留量的污染、城市工业污染向农村转移造成的农业污染，这些污染也加剧了农业生产系统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农业生产对生态环境的污染日益严峻，要扭转当前农业生产过度依赖化肥和农药投入的局面，改变化肥和农药高投入、低效益的现状，必须发展“两型农业”，从新品种研发和新技术应用入手，减少化肥和农药的施用量，提升其使用效率，实现化肥和农药投入减量化、农业生态环境破坏最小化、农业生产产出最大化和农业发展可持续化的多赢局面。

（二）发展经济学——农业技术演进与内生增长

1. 农业技术演进及生产前沿面的外移

发展经济学主要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区别于研究发达国家经济问题的增长经济学。从全球看，农业几乎是每个发展中国家最大的生产部门，农业有潜力成为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源泉。然而事实上，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生产部门非但不能有效促进该国经济增长，反而成为该国经济增长的负担。因此，自20 世纪60年代起，发展经济学主要关注贫困和不平等的问题，研究农业发展的重要性及农业技术对农业生产系统的重要推动作用。[17]

经济学生产理论常用生产函数来描述技术关系，经济学界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对前沿生产函数的研究。生产前沿面是生产函数描述的可能生产边界，处于边界上的所有投入产出均处于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状态。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 W.Schultz）从人力资本理论的视角研究了农业生产效率，并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各界比较认同的观点：传统的农业生产虽然贫穷但是有效率的，要改变传统农业，必须要对农业生产劳动力进行资本投入，将先进的理念和技术引入农业。其研究表明，传统农业是存在效率的，但是先进技术的引进会让技术效率的前沿往外推移，随着技术前沿的不断推移，便逐渐实现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演进。

2. 内生增长理论

农业发展经济学围绕农业生产增长的内在机理展开了相关的研究。众所周知，农业生产资源投入的数量和质量的增加是农业增长和发展的源泉，而同样数量和质量的生产要素的投入在不同区域产生了差别较大的产出。1956年罗伯特·索洛的增长模型讨论了区域经济增长的长期稳定状态，也就是若生产要素价格可变，且劳动和资本是可替代的，那么区域就能达到所谓“自然增长率”的长期均衡。从农业生产系统看，农业生产资源相对稀缺区域的农业边际产出要高于生产资源充裕的区域，从而资源稀缺区域要比生产资源充裕的区域增长得更快，最终整个国家农业生产增长将趋于均衡。[18] 而这一趋同是有条件的趋同，暗含了不同区域的水土资源、劳动力、资本投入、技术等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因素是相同的假设，若抛弃了该前置假设条件，可能会得出相反的结论，比如各区域农业发展趋同的情况并没有出现，反而出现了较大的差异，资源稀缺区域追赶资源充裕地区的农业发展存在一定的困难。

20世纪80年代，罗伯特·卢卡斯（Lucas，1988）和保罗·罗默（Romer，1986）开创了“新增长理论”（即内生增长理论）。自此，应用内生增长理论理解和解释产出增长率的国家（地区）差异的文献和研究纷至沓来，基于截面数据的研究成为该类研究的热点。部分学者得出了有条件的趋同结论，还有一些文献认为经济增长与区域初始水平呈相反的关系，从农业生产区域差异情况来说，区域农业发展越落后，可以吸收现成技术的机会越大，追赶的可能性越大，追赶的速度就越快。[19]

（三）资源经济学——农业资源配置

资源是一切物质生产的基本要素，农业生产也存在农业资源的开发和利用问题。工业革命带来了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和人口规模的迅速膨胀，而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繁荣是建立在资源的大规模开发和生态系统不可逆转的退化的基础上的。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由此引起了人们对资源经济问题的重视。如早期的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W.Petty）和李嘉图（D.Ricardo）等土地经济学的早期代表人物，都对地租和土地报酬递减等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而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建立起的劳动价值学说和剩余价值理论，对资源经济学和土地经济问题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土地经济学和农业资源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20世纪30年代以来，伴随土地经济学的发展和资源环境问题的日益加剧，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也逐渐向资源环境领域偏重，这也为农业资源经济学的产生创造了良好的条件。[20]1931年哈罗德·霍德林（H.Hotelling）出版的《可耗尽资源的经济学》提出了土地、水等资源保护的问题，倡导以经济学的原理，研究自然资源的稀缺性问题和有效分配利用的问题。由于该研究聚焦于稀缺资源的利用和分配，因此其实质上是资源经济学。欧美等经济学家也逐渐出版了“自然资源经济学”或者“资源经济学”方面的专著，具有代表性的有莱康伯（R.Lecomber）编写的《自然资源经济学》（1979年）以及兰德尔（A.Randali）编写的《资源经济学——从经济角度对自然资源和环境政策的探讨》（1981年）。其中，兰德尔指出，资源经济学主要是研究在经济复杂系统中，在资源稀缺环境下，如何做出科学的选择的学科，需要用经济学的原理和定量分析的方法解决自然资源供应、配置及保护等公共政策问题。

发展至今，资源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仍然在不断丰富和深化，该学科与农业产业发展相结合而产生的农业资源经济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也不断地丰富。农业资源经济学是运用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来研究农业资源环境与农业发展关系的应用型经济学。[21] 研究农业资源经济学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更多的是需要从经济学的角度，根据农业生产特点和投入资源存在的问题，探索有效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政策。研究领域主要集中于如下方面：第一，需要认清农业资源现状以及未来的保障能力，协调农业生产系统与自然系统、社会系统的关系，研究农业投入资源的远景和近期的能源供需平衡；第二，针对自然资源稀缺的现实，加强新资源的开发和现有资源的节约、集约高效利用；第三，研究科技创新对于资源有效配置和农业生产效率提升的重要作用；第四，重视资源投入对生态环境影响的评估，从源头上加强化肥、农药、地膜等对农业生态环境有影响的投入资源的管理和控制。

（四）环境经济学——农业环境规制

经济外部性和环境产权理论是环境经济学的基础。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其论著《国富论》（1972年）中提出了“看不见的手”的市场机制的作用，其后，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编著的《经济学原理》（1890年）中进一步论证了市场机制能够使资源得到有效配置，并提出国家不必干预市场的主张。但是，马歇尔的市场经济理论忽视了经济活动中的“外部性”问题，也就是生产者不承担由于生产污染而给社会及自然环境造成的破坏成本。该成本主要由社会以其他的方式埋单，由此，生产的“外部性”会导致社会成本和私人成本的差异。英国经济学家庇古（Arthur Cecil Pigou）在其著的《福利经济学》（1920年）中，提出采用经济手段或者行政手段干预破坏环境的具有负外部性的经济活动，如通过政府征收排污税将企业外部不经济内部化，并对具有正外部性的经济活动予以补偿。[22] 保罗·霍肯（Paul Hawken）也认同“庇古税”，他认为税收的目的不是为了增加政府的收入，而是为经济活动的成本提供更准确的市场信息，激励正外部性的经济活动，约束负外部性的经济活动，从而为决策提供改变和革新的新思维。

庇古税的征收需要用科学的办法确定交易费用。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研究了具有外部性的经济活动交易费用与产权安排的关系，研究了交易费用对于税收等制度安排的影响，并提出了科斯定理。经济学中的环境产权理论也源于科斯定理，该理论的前置条件是明确产权和交易成本。政府在制定税收解决负外部性问题的时候，首先需要明确环境资源的产权问题。如果把环境产权判给受污染者，污染排放者不给予一定的赔偿就不能继续进行经济活动，若是付出了一定的环境赔偿费，生产成本高了，产量就会减少；如果把环境产权界定到污染排放者，则受污染者会认为付给污染排放者一些资金就能使其减少污染，由此换来健康的生态环境大于支付资金的价值，受污染者就会“赎买”污染排放企业使之减少生产从而降低排放。从理论上讲，不论是污染排放者赔偿还是受污染者购买，最后达成的产量和污染排放量的均衡值是一样的。但是，由于产权的归属不同，在收入分配上就出现了差别，拥有产权一方的收益会多于另外一方，但是不论财富如何分配，是否是公平的，主要产权是否能够划分得足够清楚，资源配置的效率是相同的，理论上都能达到最优的产出和环境污染排放。因此，市场经济条件下，排污税等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理论上不需要政府的参与，政府的主要作用就是要明确环境产权，并且能够采取有效手段保护产权。

从经济学的外部性和环境产权理论可以分析得出，劳动创造财富，但是如果人类的劳动导致了资源枯竭、环境恶化以及由此影响了人类的生存环境，那么劳动所创造的就是“负产出”（即非期望产出）。当前我国农业生产系统所产生的负产出问题也逐渐显现，如农药残留、水体富营养化、土壤板结等，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系统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因此，当前农业领域的相关研究，应当将资源约束和环境规制等因素纳入农业的研究体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