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榜（Black List）

1917年十月革命后，列宁对苏维埃报刊工作的任务的论述从政治论战转到要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1918年3月至1921年年初，列宁在苏俄实施共产主义劳动公社试验，在经济上大力推行六项改革：强迫全体居民参加消费生产公社；着手全面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银行业完全集中在国家手里；对产品的全部生产和分配普遍实行计算和监督；通过组织各消费生产公社之间的竞赛达到提高组织性、纪律性和劳动生产率的目的；有步骤地采取措施向公共伙食过渡。很显然，这样的共产主义试验超越了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难以获得成功。为了保障战时共产主义劳动公社的成功，列宁对报刊提出了新要求。

1918年3月，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初稿的第10章谈道：“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苏维埃报刊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资产阶级社会的旧习惯和旧传统影响。这一点还表现在，我们的报刊，也和旧的资产阶级报刊一样，继续用过多的篇幅和注意力来报道政治上的一些琐事、政治领导人员的一些个人问题，而各国资本家正竭力利用这些转移人民群众的视线，使它们忽视自己生活中真正重大而深刻的根本问题。因此在这方面我们几乎还要重新解决一项任务。”列宁所说的任务即：“把报刊由主要报道日常政治新闻的工具，变成对人民群众进行经济教育的重要工具。”（34卷135-136页）他提出，报刊应当把实践中直接提出的劳动问题放在首要地位，应该成为“劳动公社的报刊”。报刊应当成为苏维埃政权“加强劳动者的自觉纪律、改变资本主义社会陈旧的即完全无用的工作方法或偷懒方法的首要工具，它应该揭露每个劳动公社经济生活中的缺点，无情地抨击这些缺点，公开揭露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一切弊病，从而呼吁劳动者的舆论来根治这些弊病”（34卷136页）。列宁当时要求报刊压缩日常新闻到1/10，将版面留给介绍少数先进的劳动公社的模范事迹，以及揭露后进公社的问题。

1918—1921年间，列宁调动所有的报刊集中版面、运用各种文体对一些重大经济建设中的方针或者某一个经济领域的经济建设进行宣传，他推行的“榜样的力量”当时获得了一定的成效。同时，他还强调“我们的报刊应当成为鞭策落后者的工具，成为教育人们积极工作、遵守劳动纪律、加强组织的工具”（37卷303页）。从1918年3月开始，他要求“各社会主义政党要把那些不接受整顿自觉纪律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任何号召和要求的企业和村社登上黑榜”（34卷138页）；甚至要求对上了“黑榜”的企业采取一些必要的手段进行治理，强调一旦那些企业和村社上了“黑榜”，就“把它们或者列为病态企业，要采取特别的办法（特别的措施和法令）把它们整顿好，或者列为受罚企业，把它们关闭，并且应当把它们的工作人员送交人民法庭审判”（34 卷138页）。

“榜样的力量”和“黑榜”这两种专栏激励先进、鞭策后进，是当时列宁大力提倡的两种宣传形式和手段。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定稿“组织竞赛”一章，列宁论述报刊任务时指出“榜样的力量”和“黑榜”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概念、两种手段。他认为，报刊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详细介绍模范公社的成绩，在进行经济建设中表扬先进、树立典型，可以发挥榜样的模范作用，并研究它们取得成绩的原因和它们经营的方法。“榜样的力量第一次有可能表现自己的广大影响。模范公社应该成为而且一定会成为落后公社的辅导者、教师和促进者。”（34卷172页）他同时还要求：“另一方面，把那些顽固地保持‘资本主义传统’，即无政府状态、好逸恶劳、无秩序、投机活动的公社登上‘黑榜’。”（34卷172页）公开报道这些劳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能够吸引广大人民群众主动地参加解决这些与他们最有切身关系的问题”（34卷138页）。

列宁十分重视“黑榜”的设立和作用，在其1918年三四月间为写作《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而草拟的六个具体的写作大纲中，有四个大纲把“黑榜”作为了准备论述的基本概念。（参见34卷 511-523页） 1918年9月，他在《论我们报纸的性质》一文中继续写道：“有些工厂在国有化以后仍然是混乱、散漫、肮脏、捣乱、懒惰的典型，揭发这些落后工厂的黑榜有没有呢？没有。然而这样的工厂是有的。我们不同这些‘资本主义传统的保持者’作斗争，就不能尽到自己的职责。”（35卷92页）

“黑榜”是列宁在1918—1921年间谈到党和苏维埃报刊的作用时使用频率较高的一个概念。在共产主义试验时期，列宁强调报纸批评，要求报纸不要怕揭露错误和无能，要求报刊揭露各种投机、怠工、浪费、无秩序、好逸恶劳等行为，同时对于工作积极努力、思想政治觉悟高的地方工作人员给予大力的宣传，将其作为学习的榜样。只有这样，报刊才能够更好地推动社会的发展。列宁的这些论述与他强制推行的战时共产主义的经济政策是紧密相关的。列宁认为开展社会主义竞赛是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方式，是改造社会的一种重要手段。在组织开展生产竞赛的情况下，报刊更应该发挥摇旗呐喊、惩戒后进的作用。后来的实践证明，共产主义劳动公社的设想不符合当时的社会情境，没有达到预想的目标。列宁这种要求“利用报刊公开揭露工作中的一切错误”的提法总体上是正确的，但他预设报纸的揭露都是正确的，要求直接依据报刊“黑榜”的揭露而将相关人员送上人民法庭审判，有悖于现代社会的法治要求。（张雅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