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农村基础文化建设的集体性失语

一、农村公共文化投入匮乏

早在2006年，财政部教科文司与华中师范大学联合课题组组织了全国农村文化调查，对东部、中部、西部以及宗教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进行问卷调查和实地调研，总结出我国在农村公共文化投入体制上的不足：总量不足、重投轻管、个人为主。根据当时的调查，国家对于农村文化的投入主要集中在基础文化设施建设，许多都是一次性基建投入，几乎没有使经费得到合理使用，只注重初步建设，不注重后续管理。

（一）农村文化事业财政投入

据文化部的统计结果显示，2010年，全国文化事业费为323.06亿元，其中农村投入116.41亿元，占36.0%;2011年，全国文化事业费为392.62亿元，其中农村投入为187.12亿元，占47.7%;2012年，全国文化事业费为480.10亿元，其中农村投入237.02亿元，占49.4%;2013年，全国文化事业费为530.49亿元，农村投入257.82亿元，占48.6%;2014年，全国文化事业费为483.44亿元，农村投入291.32亿元，占49.9%。自“十二五”以来，可以看到农村文化投入在全国文化事业费中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这主要与国家对农村文化事业的重视有关，这是一个可喜的变化，但有一个更大的前提不能被忽略——全国文化事业费在国家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重。

虽然中央财政投入的比例逐年增加，但是从总体上看，国家财政对文化事业的支出在“十二五”期间的年均增长率低于同期国家财政收入的年均增长率。由于投入经费基数小，文化事业投入的经费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也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八五”是0.50%，“九五”是0.45%，“十五”是0.39%，“十一五”是0.38%。“十二五”期间，2011年是0.36%,2012年是0.38%, 2013年是0.38%,2014年是0.38%。近年来，文化事业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始终没有超过0.4%，这个比重总体偏低，虽然国家在文化事业的经费投入上逐年快速增长，但是其他财政支出增长更加迅速，文化事业费相对落后。

（二）精神投入匮乏

近些年来国家对农村文化事业的投入力度逐渐加大，实施了“农家书屋工程”、“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工程”等其他文化工程，拉近了城乡文化事业的差距，但是从整体上看，城乡文化事业发展仍然不平衡。以2012年《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中的图书馆业和群众文化业的部分数据为例，当年全国乡文化站组织品牌节庆活动和公益讲座的次数为0，县级图书馆机构数接近全国总数的一半，图书馆藏书总量大约占全国总数的1/6，新购藏量不足全国新购藏量的1/7。由此可以发现，农村文化建设与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极不适应，农村文化生活的落后面貌并没有根本改变。早在“六五”时期，相关部门就提出了“县县有图书馆、文化馆，乡乡有文化站”的目标，由于各种原因，至今尚未实现。据调查，目前全国还有一部分县、乡没有建立自己的图书馆、文化馆。还有相当一部分的图书馆、文化馆有名无实、只持牌子而无馆舍。图书馆中，有很多建筑年久失修，破败不堪。一些乡镇文化站只是形同虚设，许多只有“一个位子、一个工作人员、一块牌子、一枚章子、一间房子”，更有甚者连单独的房子都没有。文化活动的器材也十分缺乏，村办的图书室、文化活动室之类场所无图书、无活动器械的情况十分常见，有的甚至连场所也没有，只有一块牌子。

二、农村文化生活参差不齐

（一）农村文化生活公共性的缺失

我国农村地区的各个村镇都有世代沿袭的村落文化活动，逢年过节村民自发组织活动，既能丰富农村生活，又能增进村民之间的交流。对于一些生活范围一定的农民来说，这些文化活动代表的文化传统糅合了人们关于社会、生活、历史的基本认识，同时也是关于以村庄生活为轴心的社区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护农村社会秩序的重要保证，也是个体人生意义、价值与伦理的重要源泉。但近些年来，随着电视通信技术和互联网业的不断发展、农村地区青壮年大量外出导致农村成人社会的不断衰落，以及村民对待民间信仰态度的转变，这些传统的民间民俗文化逐渐受到冷落。

不仅传统的农村公共生活走向衰落，对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而言，公共性文化生活的缺失仍然是个现实存在并且非常严重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农村至少出现过3次建房浪潮，村落格局由原本的紧凑、封闭变成了零散、开放，有的甚至把房子建到公路旁。传统的农村村庄都会有自发形成的公共文化生活空间，人们汇聚于此交流信息、开展娱乐活动。村落格局的改变和人口的外流往往使留守村民之间的邻里关系松散、弱化，减弱村庄内部的信息沟通以及文化交流。

农村公共文化资源的匮乏与公共文化活动组织数量稀少也是十分重要的原因。在一些农村地区，公共文化资源的供给主要停留在县乡一级，很少进入村庄内部；政府组织举办的公共文化活动主要限于节庆等特定场合，并非完全出于满足农民文化需求的考虑。农民正面的、健康的文化生活荒芜，必然会造成农民精神世界的空虚。一些负面文化纷纷“抬头”，各种非正式的宗教迷信活动也在农村社会蔓延。

（二）私性文化生活的发展

随着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农民用在农业劳动上的时间越来越少，大部分农民拥有了大量空闲时间，加之公共性文化生活的衰落，除了看电视和打牌，农村并没有太多别的娱乐方式和集体活动。在一家一户的生产模式下，加上城市文化和市场经济对农村全方位的影响，农民的文化娱乐活动日益呈现出私性化的特点，并且开始了提前理性化的进程。

根据吴理财和夏国锋的调查，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私性文化生活有了长足发展，私性文化资源日渐丰富，几乎每一户都有一台电视，有的还有VCD/DVD、电脑。农民私性文化活动也较丰富，主要有打牌、打麻将、看电视、上网这几种文化娱乐活动，但也存在“自由有余，（政府）引导不足”的问题。

三、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滞后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基本内涵是指：满足农村公民公共文化需求，保障农民公民基本文化权利的公共文化产品生产和服务体系。其构成内容主要包括：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主体和对象；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与服务的内容和提供方式；农村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人才队伍；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资金投入机制。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一是要加强农村重大公益性文化工程建设，认真组织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乡镇综合文化站和基层文化阵地建设、农村电影放映、农家书屋建设等公共文化服务工程；二要建立健全农村公共文化设施网络，充分发挥现有文化设施作用，积极开展各项公益性文化活动；三要加大产业支撑和市场供给，增强公共文化产品的生产供给能力；四要推进、加大农村文化体制改革，创新文化服务方式、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技术、创新公共文化服务运行机制。

（一）地区建设不平衡

彭益民从统计年鉴采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数据信息，运用赋权方法分析，对全国各省市区的情况进行综合比较发现，在“农村文化建设投入水平，农村文化消费水平、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队伍建设水平、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水平、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业绩水平”这5个二级指标和一级指标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总体水平上，东西部差距大，但中、西部地区在少数几个指标上相对较强。东西部地区差异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文化建设投入水平、农村文化消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水平。文化建设与经济发展水平息息相关，地方经济实力强则对文化建设的投入也会较多，文化事业发展也会更顺利。

全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水平明显存在四个层次和等级：第一层次，上海、北京遥遥领先；第二层次从第3名到第10名，包括浙江、江苏、天津、山东、广东、吉林、湖北、重庆，其中前五个省市来自东部，还有2个中部省，1个西部直辖市；第三层次，从第11名到第25名，包括3个东部省、6个中部省、6个西部省区，中部既没有很强的经济实力也没有享受中央财政的优惠扶持政策，主要依靠当地丰富的文化资源，大力发展演艺市场；第四层次，包括广西、甘肃、海南、贵州、青海、西藏，5个西部省区、1个东部省。

（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内容建设的不足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主体较缺乏。服务主体包括责任主体和实施主体，责任主体为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各级政府；实施主体主要是政府的具体职能部门和文化事业单位、公益性社会团体与机构。目前，我国社会非营利性文化服务机构的力量比较薄弱，还处在成长阶段，但这一服务主体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农村公共文化产品及提供方式较单一。农民对于文化的需求已经越来越趋于多元化，不仅要增加设施投入，还要增加精神生活的建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仍有一些地区只是依靠政府提供的文化产品与服务，这样势必会增加政府负担又不利于发挥社会力量。

农村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也反映在我国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建设水平差距仍然较大，农村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十分薄弱。这体现在人才培养中，则是服务人才缺乏。不仅是农村文化管理人才缺乏，农村文艺创作和表演人才更是缺少。

除此之外，在农村发展中，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资金投入机制不健全，相比其他行业，农村文化事业投入资金较少，年度增长的份额也不大。整个的农村发展，也呈现出政府投入为主、“只投不管”的现象。

四、农民文化权益缺位

农民基本文化权益的内容包括：享受公共文化服务权、享受文化科技进步权、参与文化活动权、接受教育和培训权、文化创意权五个方面。

（一）农民文化权益保障水平地区差距大

各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当地政府和基层组织对农民文化权益的重视不同，都会造成农村文化建设的巨大差异。在经济实力较强、当地政府重视的地方，农民文化权益获得保障的程度越高，农民文化素质相对较高。相反，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当地政府不够重视的地方，农民文化权益被置于高阁，农民的文化生活也十分贫乏。

从总体来看，农村文化建设投入全国平均线以上的16个省中，东部有7个，西部有6个，中部只有3个。人均文化事业费、每万人群众文化事业财政拨款前10位的全部是东西部地区。中部与东部的农村文化建设投入差距大，比如湖南与浙江比，浙江的文化事业费占财政支出比重是湖南的2.34倍，人均文化事业费是湖南的3.5倍，乡镇文化站均年收入是湖南的2～5倍。西部地区得益于中央西部开发战略，财政的投入使得农民文化权益也得到了更好的保障。

（二）城乡“二元制”结构是根本原因

我国过去长期实行城乡二元社会治理模式，城乡割据政策，经济利益的分割形成巨大反差；城乡两种户籍，农民被划分为“二等公民”。近些年逐渐打破城乡分裂的格局，但不公平的利益分配仍然存在。有学者曾经指出，现阶段农民文化权益保障滞后的原因有三：长期的城乡“二元制”结构限制、政府行为的不当、农民认知的偏差。

其中，可以看到，政府的管理权限以及管理思维并没有完全发生转变，有的地方仍然是“全能型”、“管制思维”，应向“有限型”、“服务思维”转变。农民的权利意识、参与意识、法制意识、自主意识都比较淡薄，普通教育并没有大面积落实，乡村的教育条件和质量严重滞后于城市，乡村教育人力资源注入不足且不断流失。而且农民的文化消费并没有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我国2009年人均GDP就达到了5000美元以上，但是农村文化消费在居民消费支出中还不到3%的比重。

可以说，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城乡经济发展不平等、民众参与机会不均衡、国家年增长投入度有待提高等，是对城乡问题缺乏系统性、连贯性和一体化的思考所出现的问题表征背后的深层次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