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大学生劳动力过度供给

高等教育和就业之间关系的研究在20世纪中期主要集中在如何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和供给，到了20世纪后期，研究方向发生了根本逆转。与欧美经济实践的发展脉络一致，当美国和欧洲的高等教育急速扩张步入大众化阶段后，有关人力资本外部性导致个人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的假说受到现实挑战，过度教育相关的检验研究和论述迅速展开。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开始从积极提倡人力资本投资转向人力资本供给和需求不匹配问题。过度教育成为这一时期经济学、教育学和社会学研究文献中炙手可热的词汇。美国从1965年开始迎来了已经成长为高中毕业生的战后“婴儿潮”一代，为高等教育的扩张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大学生入学率持续飞速上升，高校毕业生供给迅速增加（Freeman，1976）。然而，另一方面，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却增加缓慢。过度教育、知识无用的悲观场景开始上演，学者们逐渐接受了过度教育的定义，并进行量化标准及测量的研究，有针对性地分析由此产生的问题并试图找到可能的解决办法（Duncan，Hoffman，1981；Sicherman，1991）。

最经典以及最富争议的文献为1976年美国学者弗里曼（Freeman）出版的《过度教育的美国人》一书，其掀起了有关过度教育问题的研究热潮。米勒（Miller）以及伯格（Berg）的研究发现工人技能未能充分发挥的现象的确存在，拉姆伯格（Rumberger）进一步证明了这种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增加的趋势。他发现60年代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机会持续增加，而到了70年代开始下降，80年代情况变得更糟。他举例说，70年代60%的高校毕业生受雇于专业和管理职位，而到了80年代，这一比例下降为60%。旦肯和霍夫曼（Duncan，Hoffman，1981）以及哈托格（Hartog，1986）的研究发现过度教育的工人比受同等教育并与岗位正好匹配的工人挣得要少，但比相同岗位上没有过度教育的工人挣得要多。

对于过度教育的成因分析，有学者将其归因为劳动力市场的非均衡或无效率（Rumberger，1981）。还有的学者认为这一事实对人力资本理论的合理性提出了挑战（Becker，1964；Mincer，1974）。人力资本理论隐含的假设是企业与工人各自会根据市场的需求和供给调整教育需求和投资，那么过度教育顶多只会在短期存在（Duncan，Hoffman，1981）。司赫曼（Sicherman，1991）也认为实际受教育和所需教育程度的差距是短期现象，并对此提出了三种解释。一是通过经验研究证明了正规教育与其他形式的教育存在着取舍的经验关系。过度教育工人会接受较少的在职培训，而教育不足的工人会通过在职培训来弥补教育投资不足，最终的结果是人力资本投资的总量接近相等。二是认为人力资本投资以整个生命为周期。虽然在量上表现为过度教育，但从质上看可能恰恰是匹配的。三是由于过度教育的工人会有较大的工作搜寻的机动性，他们会通过更频繁地更换岗位甚至职业来找到更为匹配的工作，这也可能使过度教育成为暂时的现象。也有经济学家持不同观点，唐和莱文（Tsang，Levin，1985）认为，新古典解释虽然可以推导出过度教育短期存在的结论，却无法确切说明这个短期到底有多短。更重要的是，当调整成本不为零时，厂商调整的时间就不会如模型预测的那样在短期实现。从个人教育投资的角度分析，工资的减少会减少工人的教育需求，但实际的情况是，教育收益虽然下降，但只要不降到一定的程度，人们依旧会进行教育投资。更重要的是，人们进行教育投资的依据很有可能不是实际收入的值，而是获得收益的概率。在这种情况下，教育与职位的不匹配问题就很有可能持续到不可预知的未来。斯宾塞（Spence，1973）考虑了不完全信息的工作筛选模型、萨罗（Thurow，1975）考虑了教育收益概率的工作竞争模型均试图证明在劳动力需求结构既定的前提下，过度教育问题可能是可持续的，由此得出的政策建议是教育与劳动市场的匹配可能无法自发实现而是需要政府的干预。

总之，正如司赫曼（Sicherman，1991）所总结的那样，教育体系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共生关系是近几十年来人们一直关心的主要话题，围绕其展开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研究随时间的推移教育收益率的变化，另一类则聚焦于工人实际受教育水平与工作要求之间的匹配关系。卡拉贝尔和哈赛（Karabel，Hasey，1997）、萨卡拉波罗斯（Psacharapoulos，1987）及卡诺伊（Carnoy，1995）都曾对这一时期的主要理论加以梳理。概括来说，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是相信市场的自我规范能力还是需要基础性规划；以人力需求方法与人力资本方法衡量教育社会收益率的必要性以及方法和标准；教育的生产功能和信号识别功能；等等。此外，过度教育也引起了教育学家及社会学家的广泛关注，他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过度教育的社会学影响，包括过度教育对非学术性大学的发展和学生培养产生的影响（Breneman，1988，1994），职业教育教学计划的设计对不同学科领域就业产生的影响（Heijke，Borghans，1993，1996），过度教育对高等教育机构和高等教育项目排名产生的影响（Brennan，McGeevor，1988），以及过度教育对毕业生的就业岗位与其教育习得之间匹配程度的影响（Teichler，1998，1992），等等。

进入90年代以后，美国有关教育与市场不匹配的研究热度逐渐减弱，这方面的文献主要集中在欧洲，这与当时欧洲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与就业关系的现实相吻合，英国教育国务大臣查尔斯·克拉克（Charles Clarke）在公布《2003年高等教育展望政府白皮书》时称：2003年有45%的18—30岁英国成年人进入高等学府，而在60年代，这一可比数字仅为6%。^[3]查阅欧洲的这一阶段文献发现，研究的领域、方法和理论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内容主要集中在各个国家针对本国国情对本国过度教育发生的概率，对经济社会影响加以经验描述。

从整体上分析围绕过度教育展开的有关教育与市场不匹配的研究文献可以发现，其共同的特征是将需求不平行（外生）增加视为既定前提，研究的方向一边倒地集中在供给领域，即大学如何根据经济社会的既定需求提供有针对性的教学计划设计，个人根据市场的价格信号和就业概率调整人力资本的投资决策，并以此为切入点来解决供求不匹配及教育过度的问题。

对截至21世纪初的最新文献加以梳理，发现主流文献基本上达成了这样一些共识：与其说过度教育的研究是对人力资本理论的挑战不如说是对人力资本理论的扩展和补充，它提醒研究者们注意劳动者的就业决策不仅取决于当期的挣得，同样取决于对未来挣得的预期以及工作满足度，更重要的是教育只是众多人力资本投资形式之一，而且，不同的投资形式之间有明显的替代作用（Sicherman，1991；Sloane，2003）。关于过度教育五花八门的统计和计量因相互之间缺乏可比性，并且无法解决不可观测变量的问题最终变得不了了之。但同时也让我们获得了这样一个启示，那就是即使受教育程度相同，劳动者的真实能力和技能也是异质的，所以，就此提出的人力资本市场配置失灵起码是缺乏有力证据的。因此，教育政策制定者要切记，这类数据只可作为参照而不能用做政策依据。因为即使是不考虑教育的消费功能，仅从教育投资的角度测量，有些工人确实是接受了过多的教育，那么也有可能是因为这类工人缺少市场所要求的技能而不得不用教育来弥补这一不足，若不如此，则会导致就业的可能性下降。例如，斯洛恩（Sloane，2003）和布歇尔（Büchel，2003）等学者的研究证实，过度教育工人的收入能力确实要小于教育不足的工人，但与此同时却发现，过度教育的工人比教育不足的工人接受在岗培训要少，如果考虑到就业地区的因素，那么过度教育就有可能是大学生针对工作后更少支付接受培训的时间成本，或在气候和交通更适宜的地区工作所做出的理性牺牲。

正如上文所述，人们曾经一度热衷于进行劳动市场的就业预测，并制订与此相适应的教育计划。然而，80年代后期，这些研究在美国骤然失去了热度，在21世纪初甚至被有些学者称为“无事生非”（Sloane，2003）。有关高等教育扩张会导致灾难性后果的警告被认为是“危言耸听而被抛诸脑后”（Schomburg，Teichler，2006）。有关大学生就业和工作岗位的研究不再是高校制定教育计划的指挥棒。人们开始发现，高等教育与就业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并非一两个简单的模型能够说得清楚。而这一切认识的转变事实上还是源自经济现实的转变，即80年代开始在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中悄然发生的变化。

在国内，过度教育截至20世纪末还是一个新鲜的词汇，到了21世纪初，一些国内学者开始系统介绍西方有关过度教育的理论（文冬茅、蓝劲松，2000；孙志军，2001）。特别是2003年扩招的高校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使得大学生劳动力供给骤然增加，大学生就业难以及大学生工资水平低于预期的问题浮出水面，高等教育与就业之间的主要矛盾似乎一夜之间发生骤然逆转。基于这一经济现实，自2004年开始，国内关于过度教育的研究开始增多。研究重点集中在过度教育的测度方法，检验研究和过度教育产生的根源及影响。

盛世明（2004）对过度教育发生率及其对收益率影响的测度方法进行了综述和比较研究。研究者利用三个不同类型的企业的微观数据进行经验研究，结果表明，在这些企业中，均不同程度地存在过度教育现象，并且观测到了过度教育工人遭受了收入损失。因为这个检验只选取了三个个别企业，虽然类别不同，但由于小样本的限制，因此，结论似乎很难有说服力。也许是意识到了这一问题，武向荣在2007年的另一项研究中则运用了ORU模型及较新的数据进行了估算，发现相似的结论，即我国过度教育收益率小于工作所需教育收益率，说明发生过度教育会使个人收入受到损失，并进而提出基于调整教育产出部门供给的相关政策，如：“应按照渐进、适度的原则扩展教育规模，加大调控不同行业和地区的收入分配，防止收入差距过大造成过度教育高度集中在高收入行业和地区，导致教育资源得不到优化配置。”建议针对居民个人人力资本投资决策方面的相关建议，如：“个人需要理性投资教育，避免因过度教育的发生降低教育的经济价值。”

此外，学者们对于教育与劳动市场的这种不匹配，即过度教育发生的原因及后果进行了阐述和分析。李明忠（2004）分析了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过度教育产生的经济学因素并提出相关的修正策略。赵世奎、张彦通（2008）从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岗位的静态分布入手来分析教育过度的原因，认为“毕业生工作搜寻的目标，在于预期收益的最大化。但是，在非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下，由于制度约束、个人偏好、劳动力市场分割等因素的存在，岗位对教育水平的要求并不是预期收益的唯一决定因素，在高等教育劳动力市场就业并非一定是毕业生的最佳选择”，并由此认为“过度教育的程度，不仅决定于劳动力市场毕业生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对比，也与劳动力市场岗位效用分布的特征密切相关”。李锋亮、岳昌君和侯龙龙则从教育的信号功能入手来分析过度教育的成因。三位学者首先利用2003年北大课题组进行的全国范围内的高校毕业生调查数据，考察了毕业生初始工作过度教育的情况与所在企业的规模之间的关系，检验了两个竞争的理论——人力资本理论与信号理论（筛选假设）各自关于过度教育的推论。实证结果发现：“企业规模越大，毕业生出现过度教育的概率显著更大，而且过度教育的幅度也显著更高。这就支持了在高等教育大规模扩展的背景下，过度教育可能是雇主筛选毕业生求职者的一种机制。”

此外，国内学者关心和研究的课题还包括高校扩招的后果；高校扩招是否必然导致过度教育和收入分配格局的改变；如果改变，会向更加公平的方向改变还是相反，是否会产生因教致贫等。针对上述问题的讨论，学者们各持立场。

2004年之前的文献对于高等教育和就业市场需求不匹配问题普遍持乐观态度，如于德弘和陆根书（2001）运用1996年我国29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人均GNP、高等教育规模、6岁以上人口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及城市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等数据进行分析，发现高等教育规模扩展对收入分配公平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周文兴（2002）和赖德胜（1997）也分别用不同的数据证明了这一结论。值得一提的是，赖德胜通过对49个国家的数据进行研究，不仅发现教育扩展是决定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而且发现许多国家教育扩展与收入分配的关系都呈倒U形。即高校扩招初期会使收入分配状况恶化，但这种趋势会随着高等教育的继续扩张而消失，并转变为相反的趋势。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2004年之后的相关文献。扩招后的大学生于2003年毕业，毕业生就业与收入下滑的压力凸显，引起了学者们对过度教育及其可能产生后果的深深担忧。赵世奎、张彦通（2005）对过度教育产生的后果是这样分析的：“从短期来看，过度教育不仅会因为影响劳动者工作积极性的发挥而制约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会因为本科教育的缺失而导致劳动者素质的下降；从长期来看，在过度教育情况下，由于人们对高学历的需求膨胀，不利于就业市场人才结构的合理分布，并可能在高端就业市场形成柠檬效应；同时，过度教育还将使得家庭条件差的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谷宏伟（2007）在其博士论文中表达了对因教致贫的忧虑：“教育作为一种人力资本投资，一旦学生毕业后所获得的工资不足以补偿前期所支付的各种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那么低收入家庭在子女教育期间所承受的暂时贫困就会长期化。”并进而分析：“高校扩张后，中、高能力的群体必须进行更多的教育，发送更高的文凭信号，才能将自己和其他群体区分开来，与扩张前相比，分离均衡要求的教育投资更多。”但是高校扩招的后果到底如何？是否一定会导致过度教育或收入分配格局的改变？如果改变，会向更加公平一极改变还是相反？是否有可能导致因教致贫？针对上述问题，学者们各有立场。研究教育和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就业和工资是最重要的指标。何亦名（2007）通过调查问卷收集的直接数据分析发现我国高等教育扩张明显降低了毕业生的平均起薪，并用CHNS的大样本数据通过明瑟人力资本工资决定方程，估算出我国1991—2004年各阶段的高等教育收益率，结果发现，高校扩招后收益率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不仅显著存在，而且与终身收益显著相关，并据此将高校扩招所带来的收益下降归结为高校毕业生强烈的择业偏好及我国现存的严重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结论很有启发意义。

国内针对教育扩张对就业影响的检验和分析也不乏著说。李薇辉（2005）提出了知识失业的定义。田永坡（2006）梳理了关于高等教育和高校扩招就业效应问题的国外研究，认为高等教育快速发展时，通常会出现“就业难”现象。产生的原因应归结为高校毕业生市场需求减少、高等教育运行机制不适应市场变化以及劳动力市场不完善等。并进一步建议应改善教学内容和专业设置，为高校毕业生提供就业援助，实施高校毕业生创业计划，鼓励高校毕业生到特定地区就业等，以减少负面就业效应。吴克明、赖德胜（2004）及罗忠实（2003）等学者运用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探讨了大学生就业问题。淦未宇、仲伟周（2004）运用投资—贡献模型证明了高学历者失业问题的出现是由于投资—贡献曲线偏离了原来的均衡位置。谢维和、王洪才（2001）将就业难问题归结为毕业生自身素质和就业观念等原因。岳昌君和丁小浩（2004）发现行业收益的显著差异可以部分地解释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上“有业不就”和“无业可就”并存的现象。唐可月、张凤林（2006）运用斯宾塞模型分析了高校扩招对分离均衡和对社会各群体福利的影响。陈成文和谭日辉（2004）分析了以社会关系网络为代表的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吴志功和乔志宏（2004）、宋华明和庄娱乐（2004）等人对国外大学生就业与就业指导工作进行了介绍与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