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教育投资促进经济增长

人力资本促进经济增长理论的建立和广泛认同为世界各国高等教育扩张提供了理论依据。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60年代，无论是经济现实、统计数字以及经验研究都表述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高质量的劳动力与经济发展至少在时间上是同步发生的。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欧洲经济的复兴，使得经济学家们对经济增长的根源产生了新的兴趣。教育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是否是一种巧合？为什么在物质资本遭到严重破坏的参战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却经历了迅速的经济增长？在求解这些经济增长之谜的过程中，现代人力资本理论应运而生，其奠基人是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W.Schultz）。舒尔茨（1960，1961，1962，1975）在他的一系列著作中，系统阐述了人力资本的概念和性质、人力资本投资的内容与途径、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关键作用。他批判了传统经济学关于资本同质性的假定，并强调在考察促进经济增长的各要素时，除了数量问题，还要重视要素的质量。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人力资本具有较高的收益率，所以人力资本是决定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尤其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要想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关键因素不仅仅在于物质资本的积累，还在于对教育的投资、劳动人口质量和生产技能的提高。

高等教育扩张与人力资本理论同步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许多国家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高校扩招。20世纪40年代初，美国为了解决几百万名退伍军人的安置问题，于1944年通过《军人权利法案》，向数百万名退役军人提供教育资助，帮助他们接受并完成高等教育，从根本上提高他们的就业竞争力，虽不能保证每一位参与者都获得理想的工作，却从根本上改变了退役军人在就业竞争中群体弱势的状况，成功地引导他们平稳回归社会。许多美国学者称1944年的《军人权利法案》为“山姆大叔有可能做出的最好决策”^[1]。退役军人教育资助政策极大地促进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几百万名退役军人涌入大学，在短时间内使美国高等教育规模急剧扩张。按照15%—50%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标准，法案实施两年后，美国在1946年使得毛入学率一跃而升至17%，跨入了大众化阶段，又于70年代初，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进入了普及阶段。^[2]在美国学术界，“退役军人的涌入改变了美国高等教育”已经成为一种无须论证的共识。日本和英国高等教育也都经历了相似的扩张路径，只是在时间上比美国稍晚一些，分别从50年代和60年代开始，并在70年代达到大众化阶段。以美国为代表的针对高校扩招与就业市场关系的研究在不同经济发展时期针对面临的不同经济现实问题而分阶段展开。

当时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名学生明塞尔（Mincer，1957）在其博士论文《个人收入分配研究》中，从人的后天差别及变化入手，阐明了工人收入的增长和个人收入分配差距缩小的原因是人们受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是人力资本投资的结果，并随后在其著作中（1958，1962）系统地阐述了人力资本投资与个人收入之间的关系。正是在明塞尔开创性研究的基础上，美国经济学家贝克尔（Becker）最终完成现代人力资本理论框架的构建工作，并在一系列的著作（1960，1962，1964，1981）中，系统地从家庭生产时间价值及分配的角度阐述了人力资本生产、人力资本收益分配规律以及人力资本与职业选择等问题，为现代人力资本理论提供了坚实的微观基础，使其在研究方法上更具科学性和可操作性。舒尔茨和贝克尔等人的工作为后来的人力资本收益率研究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和模型基础。所以，把20世纪60年代称为人力资本理论发展的黄金时代并不为过。自那时起人们开始普遍认为，高等教育的扩张会极大地促进经济增长、减少社会不平等。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进行了大量研究，以预测未来的人力资本供给和需求，测算教育投资的收益率分析岗位变迁的路径，探索社会背景和教育获得对社会地位的影响。

国内对于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起步较晚，在人力资本理论方面获得重大突破的研究较少，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人力资本理论的经验验证和运用人力资本理论解释经济现实问题。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相关统计数据和与人力资本有关的可观测数据的不断建立和完善，随着国内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应用计量和统计学方法的逐渐发展成熟，高等教育收益率的研究开始在国内出现。在资源市场化配置国家，教育收益率是作为大学生人力资本供给和需求之间此消彼长不可观测关系的一个非常优秀的衡量指标。因为当时我国大学生人力资本还远非市场化配置，大学生工资水平很大程度上并不取决于市场需求，而取决于计划和分配，因此，大学生工资收益也就无从反映供需关系。所以这一时期有关高等教育收益率研究的最大成就也并不在于具体的检验结果，更多的是体现在测算方法的介绍及教育收益率测算方法的本土化发展。丁小浩（1998）从居民个人的角度对现有的教育个人收益率计算方法进行了介绍和评析。赵秋成（1999）对教育的社会收益率测算方法进行研究，并进行了相应的数据检验。侯风云（1999）系统地对西方人力资本投资收益分析进行了综述和评析。此外，我国在1984—1996年间已经开始实行双轨制，部分学生开始自己承担教育成本，并且毕业后可以相对自由地选择工作岗位。与这一现实相适应，国内学者开始采用主流的测量方法对我国高等教育收益率进行的测量检验颇具参考价值。根据陈晓宇、闵维方（1998）的测算，“我国高等教育具有正的收益率，与国际平均水平比较，我国教育收益率水平相对低下，但与以往的研究结果相比，我国的高等教育个人收益水平明显得到了提高，脑体倒挂现象得到明显改善，并且居民对高等教育个人收益的预期高于利用现实数据计算的结果”。这个研究结果对高等教育和就业关系的含义有三：第一，我国人力资本市场化配置已经初具雏形；第二，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及大学生劳动力供给的增长速度不如需求的增长速度快；第三，居民潜在的教育需求很大，即高校扩招和大学生供给增长的家庭微观基础在积蓄。研究结果与我国当时“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等教育现实相吻合。

进入21世纪，随着高等教育的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特别是自1997年开始实行学生自费上学、自主择业以来，毕业生正式开始参与市场化配置，高等教育收益率才真正地成为检验高等教育与就业之间关系的重要指标，而有关高等教育收益率的检验研究也从真正意义上成为国内研究高等教育与就业之间关系的相关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陈晓宇、陈良焜、夏晨（2003）利用中国城镇就业人员跨年度的抽样数据对中国城镇教育收益率进行测算并国际比较，认为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前中国的教育收益率大大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但至此以后稳步上升，截至2000年，中国教育收益率水平已与国际平均水平趋于接近，仅略低于后者。他们的研究还发现，在竞争性的经济部门以及年轻的就业者中教育具有更高的收益率。他们的研究给出的潜在结论是，人力资本供给小于需求的增长速度，但非竞争部门的垄断性需求部分掩盖了这个现实。李实、丁赛（2003）利用抽样调查数据估计了1990—1999年间中国城镇的个人高等教育收益率，也证实了20世纪后十年间个人教育收益率具有逐年上升的趋势。李元春（2003）对2000年中国35个城市工资价位抽样数据进行的分析表明，至少在2000年，高中教育收益率依旧低于高等教育收益率。齐良书（2005）使用1988—1999年CHNS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国有部门的教育收益率和城市总体教育收益率在1988—1992年间有所下降，自1993年以后则持续上升。李雪松、詹姆斯·赫克曼（2004）使用2000年的微观数据检验了20世纪末中国教育回报，结果表明“2000年中国6个省区城镇青年大学教育的平均回报率为43%（年均近11%）。较之80年代及90年代初期，教育的平均回报有了显著提高”。

截至2009年，国内有关教育回报的测算主要是基于20世纪末期的数据，而且得出的结论也比较一致，即在20世纪的后十年，学者们不同程度地观测到了中国高等教育收益率的显著提高。而到了21世纪，特别是大学扩招之后高等教育收益率的增长明显放缓。根据何亦名（2009）的测算，高等教育的教育收益率经历了1991—2000年的快速增长之后，2004—2006年增长势头减缓，甚至出现停止增长的迹象。高等教育收益率的这一变化与20世纪末我国高等教育大幅扩张应该不是一种巧合，正如何亦名在分析我国高等教育收益率在21世纪初呈现出放缓趋势时写道：“近年教育扩张对高等教育的教育回报有明显的压缩效应，高校扩招所引发的工资效应正在逐步显露出来。同时，中国劳动力市场开始出现高学历对低学历的替代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