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国的发展与“中等收入陷阱”

1．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从一个人均国民总收入低于200美元的贫穷农业国成长为世界上最大的最具活力的制造业中心。2010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43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定义的标准，中国成功晋升为中等收入国家；后又经过五年中高速增长成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中国在近一代人的时间内，几乎取得了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工业成就，但同时也在极短时间内积累了西方国家经历过的腐败、环境污染、产能过剩等诸多问题，而且同时也面临着老龄化和人口红利消失等压力，经济增速开始放缓，一个很自然的问题就是，中国会不会也像绝大多数的中等收入国家那样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如何采取措施以尽量避免这种情况发生？这些问题不仅在业界和经济学术界被广泛提及，而且在政策界也备受关注，因而进入“新常态”后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学问题。当今的中国，要面对贸易与金融的全球化，面对经济结构转型从早期的工业化逐渐过渡到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去工业化”，面对地区间的不平衡发展与城市化，面对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产业逐渐升级到资本与技术密集型的高附加值产业的产业升级，面对从“双轨制”改革到彻底实现市场化单轨之间的距离，面对百姓从解决温饱问题到关注环境、健康、民主权利的需求结构的升级，所有这一切变化也都在共同说明一点，那就是中国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外部环境与内部条件都和以前低收入阶段时截然不同了，不能刻意回避甚至否定“中等收入陷阱”问题。

针对中国能否以及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问题，一些分析认为中国已不可能落入拉美式的“中等收入陷阱”，已基本具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条件。郑秉文认为中国目前处在上中等收入阶段，未来只要政治上不出现颠覆性错误，经济上不出现毁灭性打击，制度上不出现断层式波动，走出这一阶段将用约13年时间（2010—2023年），预计从2024年前后开始，中国将进入高收入阶段。但问题的关键是进入高收入阶段以后，中国同欧美发达国家依然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必须在现阶段就加大结构调整力度，重塑增长动力源，使我国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后依然保持强劲发展动力。田雪原认为目前我国距离人均GDP 11000美元的中高收入上限尚有较大差距，因而“中等收入陷阱”风险依然存在，能否成功跨越这一陷阱，是对我国“十三五”时期发展的一次大考，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通过的一道关隘。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减速是合乎规律的现象，减速但不失速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方略。王丽莉和文一认为虽然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价格上涨、产能过剩、资产泡沫、环境污染等几乎所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都曾经面临过的问题，但由于政府已经发现并遵循了正确的市场发育顺序和产业升级战略，这些发展问题只是“成长的烦恼”，而不像收入陷阱那样是很难跨越的鸿沟。

但也有分析认为中国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结论是鼓舞大家对未来中国经济保持信心，并强调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性。而对于如何满足达到高收入阶段所必需的条件，如何顺利地经过这一历程，还有什么潜在风险需要排除，才是中国能否最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所在。未来中国要实现跨越之路，仍然充满风险和挑战。国内在经过近30年的高速发展后，经济增长遇到严重瓶颈，以往经济发展中积累下来的结构性矛盾在不断暴露，经济增长面临新旧引擎的更替空白，前期高速发展期留下的欠账所导致的经济、社会问题不断发酵。虽然我国居民收入这些年增速较快，但我国国民的历史累积财富仍然不多，与国外有巨大差距。更严重的是，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异在全世界都是极高的（实际基尼系数远远超过官方给出的数值），国民收入的严重分化引发了多种社会矛盾。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中国经济已经处于“中等收入陷阱”之中。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认为中国缺乏新经济增长的一些动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难度较大。楼继伟在2015年清华大学举行的“清华中国经济高层讲坛”上表示，现在中国的关键任务是要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由于中国太快进入老龄化社会，在未来的5年或10年有50%以上的可能性会滑入“中等收入陷阱”。要实现6.5%—7%的经济增长速度，这就要求我国在未来的5—7年里，做好全方位改革，解决市场中仍然存在的扭曲。许小年2017年5月5日在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的演讲中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到现在处于一个很关键的转型期，中国数量型增长无法持续，在过去几年间，中国的GDP增长在不断地下降，印证了中国通过资本积累来驱动经济增长是无法持续的。中国目前已经掉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我们现在需要从需求侧转向供给侧，转向供给侧实际上是效率型增长，而效率型增长要靠创新。

2．中国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第一，研发投入不足，自主技术创新机制存在较多缺陷。近年来，我国高技术产业的技术创新投入不断增加，研发机构和从事研发活动的人员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但是技术创新投入的强度总的来说还处于较低的水平。从企业来看，其技术创新资金投入意愿不强，大部分企业不愿意花更多的资金去从事企业研发创新工作，国内部分企业技术创新停留在企业现有项目需求上，没有真正为企业的未来市场发展需要而从事技术创新工作，技术创新工作未能得到重视；资金投入比重远远不够，企业创新技术发展能力不足。2011年我国高技术产业的研发投入强度平均只有1.63%。其中，研发投入强度最高的航空航天器制造业，其研发投入强度也只有7.82%，而研发投入强度最低的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其研发投入强度更是只有0.75%。我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强度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

高层次的创新人才是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的源泉，但高水平的技术工人和创新管理人才缺乏已经成为制约我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提高的重要因素。我国大学的工程教育过于偏重理论，与生产实践、技术创新活动结合不够紧密，师资缺乏工程化锻炼，没有市场经验，对于实际生产中的技术创新过程了解不够，人才的培养不能满足高技术产业发展对人才素质提出的要求。除此之外，我国高层次人才外流现象严重，人才的流失也成为制约我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的重要因素。企业技术创新的根本是创新团队的建设，但大部分企业没有建立专门的研发创新团队，企业技术人员一方面要满足生产需要同时又要开展研发创新活动，技术必须首先为生产服务，研发创新工作受到阻碍，研发项目被迫中止或者暂停，研发创新成果难以实现。

尽管我国高技术产业的技术创新产出能力正在逐步提高，产品创新产出和专利产出都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但我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的产出效益还比较低。首先，技术创新成果转化率低。如2013年备案登记的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和专利权质押合同共6702项，仅占当年公开专利数的0.06%。其次，技术创新研发投入产出效益低。我国高技术产业的产品创新产出规模虽然在不断扩大，但新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不高，新产品所带来的利润增长与规模的扩大不相匹配，产出效益比较低。另外，我国高技术产业的专利申请数与发达国家相比，也存在较大差距，以2012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为例，超过半数以上进行了研发的企业没有相应专利申请或者授权。再次，研发投入规模与产出存在脱节。近年来，由于项目结题成果量化和高校职称评定、业务考核需要，高校成为中小企业专利技术的重要来源。专利开发往往与市场脱节，有效性和实施效果不理想。如2012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只有半数左右有专利项目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有研发投入。最后，随着我国高技术产业研发投入的提高及相关配套设施的跟进，高技术产业中的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取得突破性成果，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高技术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够强，许多高技术领域还处于起步和跟踪模仿外国技术阶段，许多关键核心技术仍受制于人，高技术产业缺乏核心竞争力。

第二，加大教育投入以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仍然任重而道远。中国是否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准备了足够的人力资本？通过与那些已经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和地区相比较，可以发现中国的平均教育年限要明显高于那些经济增速明显下降的中等收入国家，表明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对教育事业的连续投入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已经为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奠定了坚实的人力资本基础。但周必彧和翁杰将中国与美国1960年以来的人力资本情况进行了对比，发现中国2010年的人力资本状况还远远不及美国1960年的水平，如果按照美国人力资本的发展趋势外推，估计中国2010年的水平与美国1940年的水平接近，差了近70年。因此，尽管中国在迈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时已经具有高于平均水平的人力资本优势，但是横向的比较显示，中国的人力资本存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十分巨大。

中国能够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人口红利对经济带来的溢出效应，但是随着计划生育政策负面作用的出现和人口老龄化的到来，人口红利正在消失。从2000年起，中国非熟练工人工资已经开始增加，中国的低工资时代已经终结，并且工资增长幅度很大。一些研究表明，除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外，中国是世界上非熟练工人工资最高的国家，也是增长最快的国家。2013年1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表明，2012年中国人口结构出现了拐点，劳动力人口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的情况，尤其是15—59岁的主体劳动力人口环比上年减少的幅度更大。这意味着中国已经告别廉价劳动力的时代，经济增长的动力出现不足，需要依靠资本、技术来弥补由于劳动力减少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对跨越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些国家的经验和教训的分析表明，一国的人力资本投资政策对未来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目前存在严重的人力资本不平等问题，特别是在农村贫困地区，除了结构性和体制性障碍阻止学生在学校获得将来所需的必要能力外，严重的营养和健康问题也限制了学生人力资本的提升。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解决，就会在中国农村贫困地区造成严重的人力资本匮乏，并使得不平等问题在未来数十年内难以解决。

目前，我国教育投入相对不足，造成中高级人力资本匮乏，须加大对教育的投入，提高教育培训水平。按国际发展经验，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为4.9%，发达国家为5.1%，欠发达国家为4.1%，我国1993年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的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例要达到4%的目标直到2012年才首次实现，达到4.28%。义务教育发展严重不平衡，存在严重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很多农村地区和落后边远地区的义务教育还相当薄弱。我国高等教育经费也明显不足，很多高校特别是一些地方高校面临严重的经费不足困境，这些都不利于为我国经济发展储备人才，从而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根据国际经验，中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努力增加教育投入，既要不断增加公共教育投入，也要不断增加社会投入特别是家庭教育投入。未来十年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在公共投入方面，要努力实现教育公共投入占GDP总量4.6%左右的目标；在教育总投入方面，要努力实现教育总投入占GDP总量5.4%左右的目标。

第三，在经济转型过程中面临产业结构调整的困境。我国的经济增长是粗放式的，庞大的非熟练劳动力多集中在对工人的技能要求并不高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服务业领域。但要想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一增长方式是难以持续的。首先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来自低收入国家的竞争加剧，而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发达国家又难以抗衡，这样的上下挤压很容易使我国的经济增长陷入停滞，所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们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然选择。从产业结构看，我国只有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走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之路，才能应对美欧国家高端产业的“挤压”和新兴发展中国家低端产业的“挤出”效应。但是，当前和今后我国调整产业结构也遇到了矛盾和问题：从农业看，农业现代化主体缺位，工农业发展差距大。面对收益率下降，农民无能力对农业进行现代化建设，而在现行财税体制下，地方政府又不愿过多承担本地农业现代化责任，农业现代化进程滞后，导致农业发展远远落后于工业。

从第二产业看，制造业“大”而不“强”。由于我国还未能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完整的生产技术体系和商业销售网络体系，大量产业只能集中在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处于“微笑曲线”的中间，而在研发、技术、专利、标准制定和品牌、销售、服务等高附加值环节没有比较优势，企业很难获得高附加值、高利润，产业升级面临困难。当前，中国产能过剩问题突出。产能之所以会出现过剩，最主要的原因是企业在参与市场竞争时，采取的是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过度依赖资源的投入，而忽视了企业的真正竞争优势在于创新和产品的质量。我国在低劳动成本、低土地价格、低资源价格、低污染成本、低汇率的作用下，产业结构提前、过度进行资本深化，是一种典型的高投入式、外延型增长方式。我国产业结构中高耗能产业比重过大、污染排放多的矛盾突出，直接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使得经济发展以牺牲环境福利为代价。2014年中国工业总体产能利用率约为78.7%，并且逐年下降，有些行业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目前主要集中在钢铁、煤炭、水泥等行业，这些行业技术水平低，可替代性强，很容易受到国际市场的影响。如果产能过剩长期得不到解决，就会使得企业难以及时得到扩大再生产的资金补充，企业会出现破产和倒闭。尤其在新常态下，产能过剩问题带来的库存压力，成为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能否取得成功。

从第三产业看，我国在城乡二元结构制度下，由于工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大量延伸到国外，造成国内邮电通信、金融保险、信息咨询、科研开发、旅游、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新兴服务业发展不足。我国服务业产品创新也不足，服务品质和技术水平不高，难以适应激烈的国际竞争需要。

第四，收入分配不公，地区、城乡差距拉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减贫成就斐然，但分配不公却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城乡之间、沿海和内陆之间、行业之间、城镇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如不采取有效的措施，贫富差距将有可能进一步扩大，社会矛盾将积重难返，对社会安定形成威胁。1981年，中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仅为0.29，是世界上收入分配最平等的国家之一。2008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达到峰值0.491，此后逐年下行，2009—2016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490、0.481、0.477、0.474、0.473、0.469、0.462、0.473。尽管中国最近几年来的基尼系数似乎处于下行的通道中，但目前的收入不平等状况依旧不容乐观，基尼系数处于0.4—0.6表示社会财富分配差距悬殊，社会冲突比较频发，国际上普遍以0.4作为衡量贫富差距的警戒线。中国基尼系数已远超0.4的国际警戒线，并且超过美国和世界上多数同等发展水平国家。此外，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1985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比约为1.8∶1，而在2007—2010年达到3.3∶1，这一数值高居世界之最。中国地区差距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也持续扩大，对经济的持续增长、社会公正与稳定都提出了挑战。地区收入差距不仅影响地区间的个体收入差距，而且还影响到地区内部个体收入差距。如果要缩小个体收入差距，那么首先必须缩小地区收入差距。

一些研究发现，经济发展停滞与收入分配恶化之间具有互为因果和互相强化的关系，可能导致一些曾经高速增长的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贺大兴和姚洋发现，在经济起飞阶段，财富集中促进社会物质资本积累有利于落后国家逃脱贫困陷阱，但是过度的不平等剥夺了穷人物质投资的机会，形成阻碍发展中国家的第一类“中等收入陷阱”；跨越第一类中等收入陷阱之后，过度的不平等限制穷人的人力资本投资，导致先进生产部门无法替代落后生产部门，最终形成第二类“中等收入陷阱”。蔡昉和王美艳认为中国在中等偏上收入阶段遭遇经济增长减速，应该高度重视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中国在初次分配环节中长期以来存在着导致收入差距过大的因素，而这种状况可以通过再分配环节进行调整。深化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领域的改革，对于缩小收入差距和避免“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只有缩小已经形成的过大收入差距，才能使广大人民群众达成改革和发展的共识，增强社会的凝聚力，从而保持持续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