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破解“梅佐乔诺陷阱”：促进区域均衡发展

一 中国区域发展与“梅佐乔诺陷阱”

1．“梅佐乔诺陷阱”

梅佐乔诺（Mezzogiorno）在意大利语中的含义是正午阳光（相当于英语Midday），指意大利半岛的南部外加西西里和撒丁岛，或泛指意大利南部。意大利是发达国家中很少见的一个南北地区长期保持巨大差距的国家，在向现代经济加速发展的过程中，其南部传统以农业经济为主，与北方存在很大的发展差距，后来变成典型的二元经济。德国统一后，德国东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政府加大对东部地区转移投资和财政补贴，使得东德地区经济快速增长，但由于政府投资补贴并未诱导出吸纳就业的产业，这些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并未提高，东部与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长期得不到缩小。这种情况在发达国家非常罕见，因此有经济学家总结称欧洲有“两个梅佐乔诺”（Two Mezzogiornos）。“两个梅佐乔诺”存在共同之处：中央政府高度重视这些相对落后地区并对此进行大规模的资金投入，但恰恰是这项特殊关照促使它们形成与其资源禀赋不相适应的经济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导致就业不充分、收入分配不均等问题，虽然在一段时间里得益于投资因素，获得了一定的经济增长，看上去与其他地区的差距在缩小，但是经济增长无法长时间持续，最终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上。我国学者蔡昉把这种现象叫作“梅佐乔诺陷阱”。“梅佐乔诺陷阱”实际上是由于这样一种区域发展战略，它为落后地区提供了赶超所需的物质资源，却没有提供必要的人力资本和体制保障；提供了发展的外部推动力，却没有建立起自身的发展激励机制；来自外部输入的物质资源短期内促进了经济总量的增长，却由于这种增长没有遵循该经济体的比较优势，因而所形成的产业结构并不能保证增长的可持续性。

2．中国区域发展的战略布局及政策演化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区域概念体现为东部、西部、中部三大地带。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选择了经济市场化的发展路径，为了扩大对外开放，加快经济发展，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中国实施了“顺市场”的区域发展政策，即鼓励各种资源要素流向更有效率的地区，促进东部沿海地区优先发展。作为改革开放的重点地区，东部沿海先后批准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和海南五个经济特区，允许经济特区进行制度创新，并给予经济特区放宽外商投资限制、税收减免、增加外汇额度等优惠政策；其后陆续开放天津、上海、大连、湛江等14个沿海城市，设立上海浦东新区，鼓励沿海地区兴办各类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西部大开发战略”。随着东部沿海地区与西部内陆尤其是边疆地区的发展差距明显拉大，为扭转东西差距持续扩大趋势，改变西部地区落后现状，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开始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中国政府1999年6月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2000年1月“西部大开发战略”正式实施，国务院成立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2001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对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再次进行了具体部署。实施西部大开发，就是要依托亚欧大陆桥、长江水道、西南出海通道等交通干线，发挥中心城市作用，逐步形成中国西部有特色的西陇海兰新线、长江上游、南（宁）贵、成昆（明）等跨行政区域的经济带，带动其他地区发展，有步骤、有重点地推进西部大开发。2006年12月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目标是努力实现西部地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持续稳定提高，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取得新突破，重点区域和重点产业的发展达到新水平，教育、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取得新成效。以青藏铁路、西电东送、西气东输、中心城市基础设施公路主干线等为代表的一批事关西部开发全局的重点工程相继开工，一定程度上扭转了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被动局面。西部大开发战略把落后地区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并通过国家的政策、资金、项目和其他地区及企业的共同参与来推动落后地区发展以缩小地区差距的路径，是我们在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上进行的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初步尝试。2017年1月国务院正式批复《西部大开发“十三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这是国务院批复的第四个西部大开发五年规（计）划。《规划》明确了西部大开发“十三五”时期的奋斗目标，总的目标是到2020年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西部地区综合经济实力、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生态环境状况再上新的台阶。具体目标包括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创新驱动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转型升级取得实质性进展、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生态环境实质性改善、公共服务能力显著增强六个方面。《规划》还明确了十个方面的重点任务：构建区域发展新格局、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增加公共服务供给、打赢脱贫攻坚战、促进创新驱动发展、坚持开放引领发展、完善基础设施网络、培育现代产业体系、大力发展特色优势农业、推进新型城镇化。

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东北老工业基地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的摇篮，为建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1990年以来由于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日趋显现，东北老工业基地企业设备和技术老化，竞争力下降，就业矛盾突出，与沿海发达地区的差距在扩大。200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明确了实施振兴战略的指导思想、方针任务和政策措施。提出要加快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加快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营造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要全面推进工业结构优化升级，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全面提升和优化第二产业，是振兴老工业基地的主要任务。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是振兴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的重要条件，保护东北地区较好的生态环境。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是老工业基地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也是在调整中增加劳动力就业的主要途径。推进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资源型城市实现经济转型是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的一个重点和难点。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交通、水利、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是振兴老工业基地的重要支撑。进一步扩大对外对内开放，进一步扩大开放领域，大力优化投资环境，是振兴老工业基地的重要途径。加快发展科技教育文化事业，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培养和造就大批高素质的劳动者和各类专门人才，是振兴老工业基地的重要保证。制定完善相关政策措施，为国有企业改革和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创造条件，创造有利于扩大就业的环境，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在财政税收政策方面对老工业基地予以适当支持；深化投资体制改革，简化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项目审批程序。

2009年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实施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意见》，提出：一要优化经济结构，建立现代产业体系。加快推进企业兼并重组，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和中小企业，做优做强支柱产业，积极培育潜力型产业，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扶持重点产业集聚区加快发展。二要加快企业技术进步，全面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加大企业技术改造力度，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自主创新成果产业化。三要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巩固农业基础地位。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加强农业和农村基础条件建设。四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全面振兴创造条件。加快构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优化能源结构。五要积极推进资源型城市转型，促进可持续发展。培育壮大接续替代产业，构建可持续发展长效机制，进一步加大财政政策支持力度。六要切实保护好生态环境，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加强生态建设，积极推进节能减排，加强环境污染治理。七要着力解决民生问题，加快推进社会事业发展。千方百计扩大就业，积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解决好住房、冬季取暖等突出民生问题，促进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八要深化省区协作，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建立东北地区合作机制。九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增强经济社会发展活力。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加快推进其他领域改革，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

2016年4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对外发布，提出到2020年东北地区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重大成果，在此基础上再用10年左右时间，实现全面振兴。意见从着力完善体制机制、推进结构调整、鼓励创新创业、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做出具体部署。要求加快形成同市场完全对接、充满内在活力的新体制和新机制；加快构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制造业并驾齐驱、现代服务业和传统服务业相互促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的产业发展新格局；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中部地区崛起规划。先有东部地区实现率先发展，接着西部地区开发得到国家重视，西部地区2002年经济增长速度首次超过中部地区，这使得中部地区意识到自己的发展危机，在发展水平上不如东部，在发展速度上不如西部，中部地区成了“被遗忘的区域”。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六省在内的区域，是我国重要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和综合交通运输枢纽。2004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2006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工作；2008年1月国务院正式批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有关建立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请示报告，同意建立由发展改革委牵头的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2009年9月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会议提出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提出到2015年，中部地区实现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提高、发展活力进一步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明显提升、和谐社会建设取得新进展的目标。一要以加强粮食生产基地建设为重点，积极发展现代农业。二要巩固和提升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地位。三要以核心技术、关键技术研发为着力点，建设现代装备制造业及高技术产业基地；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升装备制造业整体实力和水平。四要优化交通资源配置，强化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地位。五要加快形成沿长江、陇海、京广和京九“两横两纵”经济带，积极培育充满活力的城市群。六要努力发展循环经济，提高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水平。七要优先发展教育，增强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能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八要以薄弱环节为突破口，加快改革开放和体制机制创新，进一步完善支持中部崛起的政策体系。2010年8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实施意见》，要求中部地区六省政府和有关部门积极落实文件提出的各项任务要求，推动中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2016年12月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2016至2025年）》（以下简称《规划》），《规划》在继承原有“三基地、一枢纽”定位的基础上，根据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明确了“十三五”期间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总体思路，提出了中部地区“一中心、四区”的战略定位：全国重要先进制造业中心、全国新型城镇化重点区、全国现代农业发展核心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全方位开放重要支撑区，确定了到“十三五”末的主要发展目标，明确了创新发展、转型升级、现代农业等方面的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十三五”中部地区崛起《规划》主要有九项任务：（1）优化空间，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2）改革创新，培育区域发展新动能；（3）转型升级，建设现代产业新体系；（4）做强做优，开创现代农业发展新局面；（5）统筹城乡，推动新型城镇化取得新突破；（6）纵横联通，构筑现代基础设施新网络；（7）绿色发展，打造蓝天碧水新家园；（8）增进福祉，促进人民生活迈上新台阶；（9）开放合作，塑造区域竞争新优势。

从1999年中央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2003年中央决定实施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到2006年中央提出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至此涵盖西部、东北、中部、东部地区“四大板块”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格局形成，区域发展战略和区域政策制定的主要依据也从东、中、西“三大地带”改为“四大板块”，国家“十一五”规划按“四大板块”的空间架构，提出了“坚持实施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推进东中西良性互动”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至此，一个以“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发展”为核心内容，以市场机制、合作机制、互助机制、扶持机制为保障，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强主体功能区建设、推进城镇化发展为着力点，并覆盖东、中、西和东北地区的“四大板块”共同驱动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格局基本形成了。

“三大五小”和六个核心经济圈。“十一五”期间，中国区域发展战略随着区域发展格局的聚集与分散而进一步细化，区域经济发展形成了东部沿海“三大五小”和全国范围内六个核心经济圈（带）的空间格局。具体而言，“三大”是指环渤海地区、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五小”则是指辽宁沿海、山东黄河三角洲生态经济区、江苏沿海经济区、海峡西岸经济区和广西北海经济区。“三大五小”的开发格局使得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区连成一片。六个核心经济圈（带）包括首都经济圈、环渤海经济圈、东海经济圈、南海经济圈、长江中上游经济带以及黄河中游经济带。从区域分布特点来看，“三大五小”和六个核心经济圈（带）呈现明显的交叉，如“五小”中的辽宁沿海、山东黄河三角洲生态经济区位于环渤海地区，江苏沿海经济区位于长三角地区；首都经济圈和渤海经济圈有交叉，东海经济圈则跨越长三角和海西经济区，南海经济圈跨越珠三角和北部湾经济区。从“四大板块”到“三大五小”和六个核心经济圈（带）的形成，区域经济格局提法的改变体现了中国区域发展战略由不均衡到均衡协调发展的转变。这种区域经济分布的一个特点是贯穿了东、中、西三大地带，有利于缩小区域发展差距；这种区域发展的格局更为强调区域内部的经济联系，特别是城市群（圈）之间在辐射圈边缘上有交叉和重合，对位于边缘的地方提供了多重机会。

增长极和特色区域战略。自2008年起国家又陆续出台了各种规划和政策措施，以进一步细化、实化、差别化区域政策，明确各地区的定位、目标、工业和生态布局，以及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从而形成各具特色的经济区域，使之成为经济增长新动力。以2008年12月国务院印发《关于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的批复》开始，到2010年国家开始密集出台各种规划和政策意见，包括《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横琴总体发展规划》《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等20多项国家战略区域发展规划，还包括《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进一步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若干意见》等政策意见。各种规划和政策意见的出台，客观上构建了东、中、西、东北多个增长极和特色区域新格局。这样通过制定一系列区域规划和相关配套政策，立足于加快条件较好地区开发开放，立足于培育形成新的增长极，立足于特色区域的发展，立足于促进欠发达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加快发展，缩小两极差距的区域发展战略布局朝着更富有针对性和差别性的方向深化和细化，中国区域经济已呈现多极发展、齐头并进的态势。

“三个支撑带”战略。2015年3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拓展区域发展新空间，统筹推进“四大板块”和“三个支撑带”战略。“四大板块”是指要大力建设西部地区、东北地区、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而“三大支撑带”是指“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建设长江经济带。建立在“四大板块”基础上的区域经济政策，主要是以地理位置并考虑行政区划对我国区域进行的划分，一定程度上割裂了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形成了在政策上各个区域板块的攀比，导致发展诉求与支撑条件不匹配。现在将“四大板块”战略和“三个支撑带”战略放在同等重要位置进行战略组合，区域经济发展实施板块与轴带结合的区域发展战略，“老”“新”互动、“4 +3”的区域发展战略新棋局基本确立，符合新常态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总体要求，对完善区域发展战略体系、探索区域发展新经验、拓展国民经济发展新空间具有深远意义。

“三个支撑带”战略具有更为突出的“目标导向型”和“改革创新型”特点，其中“一带一路”战略的核心主题是“开放发展”，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国内外市场的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着力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惠普的区域合作架构。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核心主题是“协同发展”，旨在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加快解决北京的“大城市病”，通过打破行政壁垒在更大空间范围内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力争在推动区域协同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强化创新驱动、内涵集约发展等方面取得突破。长江经济带建设战略的核心主题是“创新发展”，力求流域沿线地区加快理顺体制机制，加强统筹协调，进一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地区与地区、产业转移与生态保护等方面的关系，着力在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优化沿江产业布局、合理引导产业转移、促进发展体制增效升级等方面积累经验。“三个支撑带”战略立足国家开发开放大局，与以往“问题导向型”的战略设计思路不同（西部大开发战略主要解决西部地区落后问题，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主要解决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国企改造问题，中部崛起战略主要解决中部地区经济“塌陷”问题）。与既有的区域发展战略相比，“三个支撑带”战略除了承担发展这一要务外，还承担了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合作等方面的责任，这将对我国改革发展大局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3．“梅佐乔诺”现象对中国区域均衡发展的借鉴意义

21世纪以来，我国政府实施了促进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的各种战略，如西部开发战略、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和中部崛起战略。在这些战略的实施中，中央政府通过各种项目，包括基础设施建设、生产能力建设投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项目的补贴等，对中西部提供了大规模投资、转移支付和其他财政支持，大幅度改变了资源投入的区域配置格局。例如在“十二五”期间，西部地区各项主要指标增速继续领先“四大板块”，新开工建设了西部大开发重点工程127项，投资总规模2.72万亿元；新建铁路1.2万千米，新建公路21.5万千米，建成了一批大型水利枢纽、重点骨干水源工程以及重点流域治理工程，解决了数千万农村群众饮水安全问题和最后一批无电人口的用电问题。出台了《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继续加大对西部地区特色优势产业的支持力度，落实对西部地区企业减免所得税等优惠政策，推动西部地区建设国家能源、资源深加工、装备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以大数据、大健康、大旅游、大物流为代表的新产业快速发展。“十二五”期间，西部地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10.5%，农村居民纯收入年均增长11.2%，分别高于全国0.2和1.0个百分点。中部六省经过十年努力，经济社会发展也取得了显著成就：2015年中部地区实现生产总值14.7万亿元，十年年均增长11.6%，比全国平均水平高2.1个百分点。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由18.8%提高到20.3%，位居“四大板块”第二位。十年间，中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地方财政收入分别增长7.7、3.7和7倍。在2016年全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中部地区仍然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前三季度地区生产总值为11.1万亿元，同比增长7.9%，占全国比重进一步提高到20.5%，有力支撑了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三基地、一枢纽”地位日益巩固。2016年中部地区粮食产量为18328万吨，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比重稳定在30%左右；2006—2015年发电总量为9.78万亿千瓦时，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快速发展，持续稳定保障全国能源供应；2015年年底高速铁路营运里程达到6000余千米，营业铁路、高速铁路、等级公路和高速公路密度均位居“四大板块”第二位。2006—2015年，中部地区城镇化率由36.5%提高到51.2%，新增5000万人到城市居住生活，城镇化建设水平特别是公共服务设施水平显著提高。2006—2015年，中部地区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分别增长11.8%、13.2%，达到26810元、11422元，与全国平均水平的相对差距有所缩小。财政对民生投入的占比继续增加。2015年年底中部地区按现有标准的农村贫困人口为2160万人，比2010年年底减少了2430万人。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生态补偿体制机制创新迈出新步伐，2015年中部地区森林覆盖率达到36.5%，较十年前提高6.3个百分点。环境污染防治积极推进，完成国家下达的有关节能减排任务。十年来，中部地区开放型经济加快发展，打造形成了一批双向开放的平台，2015年外贸进出口总额2539亿美元，是2005年的6.1倍，年均增长19.9%，占全国的比重由2005年的2.9%提高到6.4%，从“四大板块”垫底位置上升到第三位。中欧班列在郑州、武汉发车，形成了中欧班列品牌，同时也促进了交通枢纽的发展。

当然在看到现行区域发展政策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更要注意到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地方政府的一些行为扭曲，在区域经济发展中仍然采取以“土地换投资”的发展方式，土地消耗大、浪费严重的情况十分普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不适宜开发或过度开发情况也比较普遍。例如，西部大开发的实际模式仍然延续了投资驱动型、资源消耗型的老路，投资效率低、劳动生产率低、能耗高的情况普遍存在。在2000—2003年，东部地区工业增加值的年均增长速度为20.8%，高于中部的13.3%和西部的15.3%。从2002年开始，中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明显放大，2003—2007年东部地区工业增加值的年均增长为23.6%，但是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增长率分别迅速提高至24.1%和26.3%，超过了东部地区。然而中西部地区制造业的资本劳动比在2000年以后是迅速上升的，速度大大快于沿海地区，而且经过2003年和2004年的快速攀升，资本密集化的绝对水平已经高于沿海地区。也就是说，中西部地区制造业变得更加资本密集型，更加重化工业化了。

中国最近30年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后发优势”，因为与其他发达国家和地区存在差距，而差距意味着技术、制度、管理等各方面的落后，因此可以借鉴、购买已有的先进技术，消化、吸收制度方面的经验教训，所有这些后发优势都能为中国的发展所利用。“后发优势”中一个很重要的理论是产业转移，由于中国地域辽阔，地区之间资源禀赋差异巨大，并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更为合理的雁阵模式应该主要不是国际版本而是国内版本，中国完全可以独立完成若干周期的雁阵式产业转移，即中西部地区凭借自身的资源比较优势，延续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是研究发现2000年从中西部地区转移出去的劳动力有47.7%去了东部，到2005年这一比例更上升至50.3%，这说明加快发展中西部的工业增长模式并没有带动劳动力区域的重新配置。2000年以来东部地区的资本劳动比不断上升，但中西部地区的这一比重上升更快，超过了东部沿海地区。也就是说，中西部制造业的资本密集程度超越了东部地区，这显然不符合中西部地区的比较优势，因为中西部地区劳动力成本较低，资本相对稀缺，本应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这种不一致暗示：中西部的崛起不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带动的，中西部的这种赶超是背离比较优势的赶超。

国家对于我国现存的老工业基地转型、资源城市转型、城乡二元体制、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等一系列发展问题进行了改革试点，这种充分放权发展的做法无疑将有助于调动地方积极性。但各地政府力争将自己的区域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更多考虑的是如何设法得到国家在土地指标、发展环境及产业发展等方面的政策优惠，而在立足自主创新、促进经济转型方面缺少足够的举措。这种局面极有可能降低各改革试点区的改革效率和最终实际效果，导致国家区域政策形式化和泛化。我国的中西部大开发战略中，有很大一部分政府的财政补贴是用于发展资本密集型的产业；这些政策的用心是良好的，但没能达到缩小中西部与东部收入差距的目标，没能导致中西部发展与东部趋同的结果。因此，虽然2003年之后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增长速度逐渐超过了沿海地区，但与此同时我们应特别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中西部到底是靠什么实现了快速增长？这种增长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因此蔡昉认为，既然有了“两个梅佐乔诺”的前车之鉴，需要及时地关注中国中西部赶超的可持续性，避免出现中国版的“梅佐乔诺”。如果我们汲取国际上的教训，避免中西部地区的赶超陷入“梅佐乔诺陷阱”，就应该及时调整区域发展战略，将这些地区的发展拉回到比较优势的轨道上。向中西部和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倾斜的区域发展战略，应当从现行的政府投资干预型实施模式，转变到依靠市场机制引导和利用比较优势的轨道上来，而这有利于最终在中国内部形成雁阵经济。